假作真時真亦假：論《聊齋誌異》中《念秧》的敘事策略
文學·影視
作者：楊華
【摘要】在《聊齋誌異》中《念秧》不算名篇，以前的研究者很少把該篇小說作為單獨研究的對象。在人物塑造上，《念秧》並無值得稱道的人物，但在敘事策略上，《念秧》的表現卻獨樹一幟。不管是它對《史記》的模仿，還是雙重故事的標新立異，或者層層遞進的騙局設置以及敘事手法上的遊刃有餘都表現出《聊齋誌異》敘事方麵的最高標準。
【關鍵詞】《聊齋誌異》；《念秧》；敘事策略
在《聊齋誌異》中《念秧》不算名篇，以前的研究者很少把該篇小說作為單獨研究的對象。在人物塑造上，《念秧》並無值得稱道的人物，但在敘事策略上，《念秧》的表現卻獨樹一幟。不管是它對《史記》的模仿，還是雙重故事的標新立異，或者層層遞進的騙局設置以及敘事手法上的遊刃有餘都表現出《聊齋誌異》敘事方麵的最高標準。
一、敘事結構的獨特性
《聊齋誌異》中大多數小說的敘事結構有一個特定的範式，即主要描寫某個人物的某種遭遇，在部分小說中蒲鬆齡會在篇中或篇末加上議論或補充。《念秧》與之相比有兩點不同：（1）論讚前置；（2）雙重故事。
“論讚”是史書的一中體例。追溯其源可以上至《左傳》的“君子曰”，在《左傳》中，作者假托“君子”而行論議，論議的內容可以確實是某位君子之言，也可以是作者自言之，而司馬遷將之個人化為“太史公曰”，以後的史學家多學的是司馬遷的體例。蒲鬆齡將這種體例引到小說中使小說有更多發揮的餘地。但蒲鬆齡往往將論讚置於篇中或篇末。置於篇中者，“形成文眼，統馭‘連珠體’故事的敘事結構”，這一類占少數；大多數的論讚置於篇末，起“卒章顯其誌”的功能；而論讚置於篇首的，僅《念秧》一篇。這是《念秧》宏觀上的第一獨特性。
《念秧》的雙重故事與其它小說有極大的相異性。在小說中兩個主人公從未碰麵，但是它們的故事相互映照。而前者王子巽所遭遇的可謂悲劇，後者吳安仁所演繹的則是喜劇，連接兩者的是同一個詐騙團夥。
二、悲劇、喜劇與騙局的細節設置
《念秧》的小說內容成為明顯的兩個故事，其成因在於蒲鬆齡想寫一個喜劇的目的造成的。如果蒲鬆齡拋棄第一個故事而直接進入第二個故事的敘事，那念秧的可恨之處就無從談起。所以蒲鬆齡巧妙地拆分了小說。
第一個故事存在的目的在於展現念秧騙術的高妙之處。在蒲鬆齡的構想中，詐騙者是一夥人，而詐騙的方法則是層層推進的形式，所以受騙者的角色設置決定了騙術的展示是否完整。如果受騙者涉事不深，如寧采臣，那很可能在第一層或第二層就被騙光資財，這樣騙術就無法得到完整的展示。反之，如果受騙者過於警惕，輕鬆通過騙子的層層騙術，那就無法展開第二個故事的敘述。第一個故事的主角王子巽防範心理不是很強，卻是一個不易動感情的人。第一個張姓騙子“稱謂撝卑，祗奉殷勤”，為了和王子巽同宿，“王在前，則策騫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可以說是謙卑至極了。但明倫評這一層騙術為“好奉承之人，最易上當”，顯然王子巽不在此列。在後文中騙子以期望王子巽參賭來誘他入彀時，王的冷漠逼得騙子們強行以他的名義入賭。唯一讓王子巽動感情的是金姓騙子。但王也不曾為金主動獻殷勤。以這幾點綜合來看，王的秉性是屬於那類不易被打動的人，他很能抵禦誘惑。如果單描述此人，小說敘述的節奏會被拖地過長，而且不動感情也有一定的極限，很可能第一個騙子便能騙下王子巽。蒲鬆齡在第一個故事中加入了一個重要的無名角色，即王的仆人。對於這個角色的行事，馮鎮巒評為“可謂有戒心”。仆人的角色不僅僅在於有戒心，而且行事極為果敢。如張姓騙子的行為可疑一被他發覺，立刻“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在王“不為疑”的情況下，他仍然“終夜戒備之”，第二天“張來呼與同行，仆咄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