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中日三國“多餘人”形象的比較
文學·影視
作者：趙燕汝
【摘要】19世紀前半期的俄國文學曾出現一組貴族青年的形象，這些貴族青年不滿現實，卻又無力反抗，“永遠不會站在政府方麵”，卻也“永遠不能站到人民方麵”。隻能成為社會上的“多餘人”。無獨有偶，19世紀末的日本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史上都曾出現一些這樣的“多餘人”形象。本文將對俄中日三國的“多餘人”形象進行比較分析，並探討其不同之處。
【關鍵詞】多餘人；俄中日；差異性
19世紀的俄國文學中出現了一批以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主人公奧涅金為代表的“多餘人”形象。這些青年人生活在俄國貴族階級趨向沒落的時期，大多出身於貴族家庭，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對農奴製和專製統治感到不滿，想要反抗卻滿足於自身的貴族生活，沒有向社會製度反抗的勇氣，空有滿腔的抱負，卻又隻能在憤世嫉俗中毫無作為，逐漸變成“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1]。最後碌碌無為，成為這個社會上的“多餘人”[2]。這一形象在屠格涅的中篇小說《多餘人日記》後進一步深化。前後有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羅亭》中的“羅亭”，赫爾岑《誰的罪過》中的“別爾托夫”，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中的“奧勃洛摩夫”等。
一、 俄國“多餘人”形象
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主人公奧涅金是第一個“多餘人”形象，他像一般的俄國貴族青年一樣過著奢靡的生活，同時，當時的進步思想對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而使他開始厭倦彼得堡空虛無聊的生活，懷揣對新生活的美好願望來到了充滿淳樸氣息的鄉村。在這裏，他試圖改變以往的生活，但貴族的生活習性在他身上根深蒂固，沒有勞動能力，好逸惡勞，逐漸對自己感到迷茫和苦痛。著名的批評家別林斯基認為這部詩體小說是“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和最富人民性的作品”。普希金借對奧涅金的刻畫，表現出那個時代俄羅斯青年思想的苦悶、覺醒以及對未來人生的探索，通過對奧涅金這個形象的描摹，表現了那個時代俄羅斯貴族階級青年的“矛盾”——想反抗，卻又無力反抗，也正是因為這種“矛盾”使得他們逐漸成為社會上的“多餘人”。
二、中國“多餘人” 形象
在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史上，也出現過類似俄國“多餘人”的形象。例如：魯迅在《傷逝》中所刻畫的人物“涓生”、巴金《家》中的“覺新”、葉聖陶《倪煥之》裏的主人公“倪煥之”和曹禺《雷雨》中的“周萍”等等。
《傷逝》收錄在魯迅的小說集《彷徨》中。小說以涓生和子君的愛情為主線，向我們刻畫了一個愛情悲劇。涓生與子君追求自由的愛情和婚姻，當麵對社會和家庭的阻撓與反對時，他們沒有退縮，態度堅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但當他們衝破重重阻礙而結合，實現了婚姻自主的理想時，卻也正是他們愛情悲劇的開始。涓生被解聘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工作；子君在婚後逐漸被家庭瑣事所累，一步步地成為一個庸俗的家庭主婦。軟弱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家庭的沉重與愛情的消逝時，本著“救出自己”的想法，認為子君已成為他人生道路的累贅，迫不及待的甩開子君，造成了子君的死亡。當得知子君已死時，他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與自責。在麵對前路時，他痛苦，迷茫，卻又找不到出路。涓生和子君的愛情悲劇，雖然有著舊社會製度的壓迫，也與他們自身軟弱、自私、目光短淺有關。魯迅借涓生以批判那個舊時代，同時在涓生的身上，我們也看到了知識分子所具有的軟弱與自私。
三、日本“多餘人”形象
二十世紀的日本處於明治時期，此時的日本由於改革已經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強國，位於世界大國之林。資本主義經濟日益發展，資本主義剝削加重，人們生活苦不堪言。麵對這一社會現象，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發表了自己的長篇小說《我是貓》，以一隻貓的視角來描摹20世紀初的日本社會現狀，淋漓盡致的反映日本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狀況及思想，深刻的揭露了日本明治時期的尖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