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農業現代化推進新型城鎮化
社會·藝術
作者：李新華 陳長英 劉曌
【摘要】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浙江省要率先實現新型城鎮化，應當按照“建設現代農業→發展村鎮工業→建成一批小城鎮→選擇部分村鎮升格→全省城鎮化”的路徑推進。提出這樣路徑的依據是：現代農業是新型城鎮化的客觀基礎；村鎮工業是新型城鎮化的必要條件；建設小城鎮是新型城鎮化的最優選擇；村鎮升格是新型城鎮化的有效舉措。
【關鍵詞】浙江省；城鎮化；路徑
中共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指出：“新型城鎮化要找準著力點”，“堅持因地製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實現新型城鎮化。而要率先實現新型城鎮化就必須找準著力點，探索一條符合各地實際的城鎮化發展道路。以浙江省為例，要率先實現新型城鎮化，應該遵循這樣的路徑：即建設現代農業→發展村鎮工業→建成一批小城鎮→選擇部分村鎮升格→全省城市化。
一、建設現代農業是新型城鎮化的客觀基礎
城鎮化是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一個農業落後、農業人口占總人口很大比重的國度，實現城鎮化隻能是空談。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30年間，我國農業的基本狀況是人工勞作、靠天吃飯，與之相對應的城鎮化水平從1950年的11.2% 到1980年僅達到19.4%[1]。也就是說，在全國人民都維持較低生活水平、甚至部分農民自身還不能解決溫飽的境況下，仍然需要9～5個農民才能養活一個城鎮居民。在這種農業十分落後的時代，要把大量農民轉化為市民，實現城鎮化的高速發展，其難度可想而知。有人把這一時期城鎮化的發展緩慢歸咎於我國戶籍管理的雙軌製，即嚴格限製農民轉為市民，筆者認為這是有失偏頗的。從我國當時的農業狀況看，根本沒有能力養活更多的城裏人。嚴格的戶籍管理，也是政府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
1978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改革開放以來，給中國帶來最大變化的是農業，發展最快的也是農業。我們用占世界10%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特別是黨中央、國務院一係列扶農、富農、強農、惠農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再加上科技的貢獻和農業機械化的普及，使我國的糧食連續10年豐產豐收，單位土地麵積的產出率不斷提高，農產品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平衡，豐年有餘。正是由於農業的這些巨大變化，才使我國加快城鎮化建設成為可能。一方麵，可以用較少的農業土地滿足日益增加的城鎮人口對農產品的需求，為新型城鎮化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麵，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城市或在當地進入二、三產業，為新型城鎮化提供了充足的市民來源。可以說，沒有農業現代化，城鎮化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更談不上新型城鎮化。
近年來，浙江省在建設現代農業方麵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首先，農業機械化的快速發展，使一大批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勞動中解放出來，為城鎮化、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基礎。據浙江省2012統計年鑒顯示：1978年全省從事農林牧漁業人員1300萬人，到2011年底這一數字減少到616.76萬人，淨減少683.24萬人[2]。其次，一批農村行政村已經發展為小城鎮，如龍港村、滕頭村、花園村等，這些行政村的村民收入來源、生活方式已幾乎和城鎮沒有兩樣。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新型城鎮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發展村鎮工業是新型城鎮化的必要條件
農業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後，富裕勞動力一般有兩條出路：其一是流向中心城市，定居在城市，最後成為城市新市民；其二是流向鄉村企業，成為離土不離鄉的新市民。從城市化發展的實踐來看，第一條路並不是一條成功之路。首先，中國數千萬的農民工中的相當一部分在城市沒有“紮根”願望。據人社部勞科所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回答“是否有定居城鎮的願望”這一問題時，“有54.9%的農民工回答願意，24.2%的農民工明確表示不願意，20.9%的人表示說不清”。後兩項合計占到被調查人數的45.1%[3]。這些數據還隻是對農民工的“意願”調查取得的數據，如果要調查農民工已經在城市定居的數據，恐怕還要比這低得多；其次，在中國的傳統習俗中，有房才有家，房子在哪裏，家就在哪裏。而在城市常住的農民工中，約有40%的人不願意在城市買房，這其中，除房價太高，“買不起房”的占65.29%外，第二位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太高”，第三、四位原因分別是“能與家人在一起，孝敬父母”和“農村有地有房子” [4]。再次，隨著中心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嚴重，逃離大城市的“逆城市化”現象開始顯現。這表明，僅靠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吸納、消融龐大的農村富餘勞動力，不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城市化的基礎也不夠穩定。相反，大力發展鄉村工業，讓農民離土不離鄉，就地轉化為市民，這樣的城鎮化不僅符合城鄉一體的發展戰略，而且是真正的、基礎穩固的城鎮化。浙江的龍港村、花園村、滕頭村等從村到鎮的發展道路就是有力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