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2日早晨，已是春暖花開的晚春季節。舒爾·索菲和哥哥舒爾·漢斯一起離開舒適的公寓，說笑著走在熟悉的弗蘭茨?約瑟夫大街上，前往慕尼黑大學。雖然戰爭的陰霾始終籠罩在歐洲的上空，可是青春的明媚就如同春天的來臨。此刻他們更是一對默契的戰友，按預定的計劃提著裝滿傳單的手提箱和公文包去大學校園散發。
索菲笑靨如花，漢斯優雅沉著。這兩個和陽光一樣閃亮的年輕人不會知道就此踏上的是條不歸路，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如此行走在明媚的陽光下。明知道納粹的眼線布滿了校園，他們還是義無反顧的去完成這個幾乎注定是要失敗的、危險得令人窒息的任務。
慕尼黑大學。走廊裏靜悄悄的，大家都在上課。舒爾兄妹倆迅速行動起來，把傳單放在一樓和二樓的走廊裏、花壇、台階上。腳步聲驚動了學校管理員，他隻個瘸子，隻得躡手躡腳地跟在他倆後麵，無法追趕，目送著兩人發完傳單走向大廳門口。
出事不由人。如果此時他們見好就收，也就萬事大吉了。偏偏兩人要往槍口上撞。再過五分鍾就要下課了，漢斯忽然停住腳步，他發現箱底還有一疊傳單，決定一不作、二不休，把剩下的傳單統統發出去，而且神差鬼使地走向最高的三樓，擺放在那裏的陽台上。
“太冒險了，馬上就要下課了。”妹妹反對，但漢斯已經提著箱子上樓，她一甩頭發，義無反顧地跟隨。漢斯與索菲緊張得滿頭大汗，剛發完下課鈴響了，大廳裏喧騰起來，索菲一把推下一疊傳單，乘大家注意力轉移到紛紛揚揚的傳單上時，兩人乘亂混入人群中。
“站住，抓住他們。就是你，還有你。”他倆被迎麵跑過來的學校管理員抓了個正著，那人連拉帶搡把他倆拉向校長室，此時他的腿腳格外靈便，勁頭十足。仿佛能夠為黨的事業建功立業，渾身增添了無窮的力量，連腿也不瘸了。
舒爾兄妹坐在校長室裏，校長表揚了管理員，他自豪地挺胸：“這是我應該做的。黨教育我們多年，在大是大非麵前我一定會站穩階級立場的。”
校長氣急敗壞地走來走去。學校出了這麼大的事，對他來說也不是好事情，至少會落個對學生管教不嚴的責任，但知情不報的責任更大，所以他毫不遲疑地報告了蓋世太保。
秘密警察很快趕到，偵探員摩爾先生帶人走進來，校長急忙迎上前說：“我的學校管理員施米特發現這兩個學生散發傳單，便迅速向我報告。我已經命令封鎖學校，學生和教職員工都呆在學校裏等待你們的傳喚調查。當然，我也留下。”
摩爾對校長的邀功充耳不聞，徑直走向舒爾兄妹。漢斯突然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塞進嘴裏，兩個蓋世太保迅速上前卡住他的喉嚨，漢斯被卡得直翻白眼，上氣接不上下氣，直到把尚未嚼碎的紙團吐出來為止。
兩人被一輛黑色的棺材一般的汽車拉到慕尼黑斯塔德海姆蓋世太保總部。與此同時，一輛大眾小汽車把冉妮亞也拉到同樣的地方，她穿著藍色的套裙，抬著看了一眼方方正正的院子，邁著急促的腳步上樓，進入負責人的辦公室。一會兒，負責人把冉妮亞領到一間辦公室，對摩爾介紹說，這是柏林總部派出的特約記錄員，參加對索菲的審訊。
索菲被帶到這間辦公室裏，一張大桌子後麵坐著一絲不苟的摩爾，離他很遠的地方，一個美豔的女青年坐在桌子後麵，一副奮筆疾書的樣子。索菲總覺得讓這個氣質不凡的女青年當記錄員簡直是浪費，因為在她的印象中，作記錄的往往是半老徐娘。
與人們想像的完全不同，至少對索菲的審訊完全不是想像中蓋世太保的樣子。這裏沒有高瓦數燈泡，沒有凶神惡煞般的打手，更沒有鐵鐐鐵鏈老虎凳子辣椒水，隻是一間大辦公室，地上鋪著地毯，桌子是每個辦公室司空見慣的辦公桌，上麵擺著厚厚的法律書籍，還有一本馬爾他遊記，桌子旁邊擺放著一盆金錢榕，摩爾也不是一臉凶相、臉上長著透紅的刀疤，而是溫文爾雅的樣子。
審問開始，摩爾並沒有拍桌子瞪眼睛，充滿對階級敵人的仇恨，而是低頭看著桌子上的一張紙細聲細語地閑聊：
“舒爾·索菲，1922年5月9日出生在佛爾希騰貝格，基督徒，現住在慕尼黑弗蘭茨?約瑟夫街13號，在慕尼黑大學就讀，無前科。父親？”“父親羅伯特，他是佛爾希騰貝格市的市長。”索菲有點自豪地回答。摩爾拿起筆在紙上補上這一筆。
他盯了索菲一眼，拉起了家長裏短：“索菲小姐，請你談談你心情最好的時候。”
索菲也沒有被審者的局促不安，她抬頭望著屋頂，臉上帶著夢遊般的神情：“我心情最好的時候是獨自一個人聽舒伯特的《鱒魚五重奏》。每當我聽到大師的樂曲，聽到所有的小鳥和小生靈在河邊歡快地叫聲。鋼琴不停地重複相同主題的旋律，就像清澈、透明的小溪，真讓人心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