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不願低三下四，折腰摧眉，自然也就做不得事；有的人能力有限，自然也就成不了真正的大商人。成不了，為什麼不放棄呢？強求那些自己不能接受的東西或力所不能及的成就，是不是對自己的一種折磨呢？
當然，人生也有飛揚的時候，但那畢竟隻是人生旅途中短暫的輝煌。更多的時候，我們所麵對的是永遠的平和與安穩，乃至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無論我們自己願意還是不願意，生活一樣在以一種最凡俗的麵目介入我們的生命，介入我們的世界。我們也許活得並不崇高，更缺乏成就一番偉業的雄心壯誌。你不妨隨時告誡自己：我隻是個平常人，隻是個躋身於茫茫人海之中的平常人。正因為平常，所以我們學會了寬以待人，也寬以待己；善待生活，善待一切美好的東西。
生活畢竟是平常甚或是瑣碎的，沒有那麼多的詩情畫意，有時候倒覺得生活很像是一篇篇樸素的隨筆。聖賢也好，凡夫俗子也好，一樣免不了要麵對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困擾。尤其是對你我這種小人物而言，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講究實際，立足現實，不亢不卑，隨遇而安，對我們而言，又何嚐不是一種福分一種境界，一種坦然人世、實事求是的人生態度呢？
自作聰明者常不知足，貪心劇烈，結果把自己逼上死路。知足自樂，這是在咀嚼了人生況味之後才悟到的真理。
《孟子·離婁》中曾提到“禹稷、顏回同道”的觀點，說：“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孔子所稱為“賢”的兩種人中，包含了他的兩大理想：立功與立德。立功就是推行仁道，造福天下，實現大同世界；立德則是建立一種樂天知足的強大精神境界，富貴貧賤始終如一。人生的一切欲望，歸納起來是兩種：精神欲望和物質欲望，為了滿足這兩種欲望，相應地就產生了兩大追求：精神追求和物質追求。
庸人常會把物質欲望當做人生的全部，所以沒有多少精神追求。君子、賢人精神的欲望特別強烈，但是也不能沒有物質欲望，所以他們得承受著兩種欲望，他們比庸人多承受一份人生痛苦，隻是他們最終能讓精神欲望居於主導地位，達到一種具有偉大包涵力的心理和諧，即“安貧樂道”。
“雄文祖韓子，儉德飾陶公”中的陶潛就有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故事，這是一種“安貧樂道”的體現。
陶潛字淵明，年輕時就有高尚的誌趣。他性情恬靜不愛說話，不貪圖榮華富貴，愛好讀書，對字句有很深的研究，每當有心得體會，就會高興得忘記吃飯。陶淵明喜好喝酒，可是家境貧寒經常沒有酒錢，親戚朋友知道他的情形，有時準備了酒給他，他去後總是盡情地喝，希望高高興興地喝醉，醉了就退席，一點兒也不在意禮節。家中空有四壁，不能遮風避雨，身上粗布短衣，破爛不堪，家中經常缺吃少喝，他卻安然自得，常寫些文章自尋樂趣，以展示自己的誌向，從不把得失放在心上。
陶淵明第一次入仕，當了一個州的祭酒，可是他受不了官場的束縛，沒幾天，就自動離職回家了。州裏招募他做主簿他也不去。他隻是親自耕種供給自家生活。
第二次，他做了彭澤縣令。郡守派督郵到彭澤縣來，縣中小吏告訴他應當整冠束帶，衣帽整齊地去拜見。陶淵明長歎一聲說：“我不能為五鬥米的薪俸彎腰拜迎鄉裏小兒。”當即他解下印綬離職而去。
貪財貪名是爭名奪利的根源，陶淵明淡泊名利，法度自然的心性，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氣度早已傳為佳話，雖有人生的無奈和悲哀，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情趣卻是自然愜意的。
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天下人熙熙攘攘皆為利而來，此心不可免，但是要去貧賤、求富貴，必須以是否符合“義”為前提，“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能嗜欲太過，乃至不顧一切，甚至以不正當的手段去謀求富貴。
“富貴”對於一個貪得無厭的人，就是給他金銀還會怨恨沒有得到珠寶，吃著碗裏的還要看著鍋裏的，這種人雖然身居豪富權貴之位卻等於自願淪為乞丐；一個自知滿足的人，即使吃粗食野菜也比吃山珍海味還要香甜，穿粗衣棉袍也比穿狐袍貂裘還要溫暖，這種人雖然身為平民，實際上比王公更快樂。
萬物相生相克，沒有最強和最弱
處於複雜的經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難免產生比較。誰更有能力，誰更富有，誰更有權勢，誰更走運等。比較是一種全麵認識自我的方法，通過與他人比較，我們能夠了解自己的缺點和長處，從而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但是，比較得多了，如果控製不好，就會變成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