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話》前後的延安戲劇
文薈苑
作者：王克明
每逢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總會以延安文藝“‘大洋古’統治舞台”“與抗戰無關”“不切實際”等不合理性，來說明《講話》產生的曆史合理性。筆者從史料觀察《講話》前後延安文藝情況，卻得不出同樣的結論。
一、延安沒有出現過“大戲洋戲”統治或充滿舞台的情況
多年來，人們被告知，“大洋古”（大戲、洋戲、古戲）一度錯誤地統治或曰充滿延安的舞台，是整風和《講話》改變了這種局麵。這成為後人認可毛澤東《講話》的重要理由。
“大戲”是指抗戰期間國統區劇作名家的“與抗戰無關”的多幕話劇作品。延安是在毛澤東的倡議和支持下，演出這樣的大戲的。1939年12月6日，當時的報紙報道，經毛澤東同誌的倡議和支持，延安劇協“工餘劇人協會”加緊排練曹禺名劇《日出》，實際上是組織魯藝排演。由此，從1940年元旦上演《日出》開始，延安進入了演“大戲”的階段。在毛澤東秘書胡喬木的關懷下，不同的單位又排演了《雷雨》《欽差大臣》等一批“大戲洋戲”。
1940年到1942年三年裏，延安上演的國統區名家劇作，一共有10部。其中6部屬於“與抗戰無關”的“大戲”，它們是：1940年演出的曹禺的《日出》《雷雨》，1941年演出的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上海屋簷下》，1942年演出的曹禺的《北京人》、陳白塵的《太平天國》。另外4部國統區劇作是以抗戰現實為主題的作品。那三年，延安上演的多幕話劇，一共有29部，這6部“大戲”在其中占21%。延安時期有過廣義的“大戲”概念，指多幕多場的藝術價值高的大型話劇。現在的批評不隻是針對藝術和規模，更突出針對非抗戰主題，使用的不是以前的廣義。
“洋戲”是說外國名家的藝術經典劇作，後來批評所指的是：1940年演出的俄國果戈理的《婚事》和《欽差大臣》、法國莫裏哀的《偽君子》、俄國契訶夫的獨幕劇《求婚》《蠢貨》《紀念日》，1941年演出的莫裏哀的《慳吝人》。這7個劇目，被詬病了七十年。不過從史料可知，果戈理和莫裏哀的4個多幕劇，占那三年延安上演多幕話劇的14%；契訶夫的3個獨幕劇，隻占那三年延安上演61部獨幕話劇的5%。
13部“大戲洋戲”，表演水平高，藝術感染力強，具有新文化的衝擊力，在延安影響很大，很受歡迎。但統計表明，延安那三年演出的大小話劇劇目總量是90部，這13部隻占其14%。而且，當時的話劇演出都有舞台背景的設計、製作和布置，演出場次有些受限。
洋戲的演出集中在1940年，一年6部，占當年20個話劇演出劇目的30%，大戲占10%。1941年隻演了1部洋戲——之後就沒了，占當年33個話劇演出劇目的3%，大戲占6%。1942年《講話》前，演了大戲2部，占那幾個月18個話劇演出劇目的11%，那幾個月沒演洋戲。
綜上觀察，無論是《講話》前的六年裏，還是1940年後的三年裏，還是距《講話》最近的1941年和1942年前五個月，都沒有發生過“大戲洋戲”統治或充滿延安舞台的情況。
那幾年延安上演的其他外國話劇，主題多是反法西斯現實鬥爭、蘇聯“十月革命”、蘇聯國內戰爭、蘇聯集體農莊的。如《帶槍的人》在延安舞台上出現列寧形象，《講話》之後七天，毛澤東在魯藝作報告時肯定了這個戲。近年對“大洋古”的批評中，大部分不涉及這些“紅色”劇目。
二、不是“專門化”導致了大戲、洋戲的演出
近年對魯藝前期的批評裏，說1940年開始，魯藝有將近兩年左右的正規化與專門化的“關門提高”，批評者把“大戲洋戲”的演出納入這個魯藝“關門”階段。這是把時間搞錯了。此外，也有謊說魯藝1939年就強調“正規”和“提高”的。
1939年魯藝沒有強調“正規”和“提高”，而是強調否定培養專門人才的教育方針。當年2月魯藝副院長沙可夫對全院報告說：“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以培養大批普通幹部為第一位。”同年4月羅邁關於魯藝的教育方針的報告，也否定偏重於培養比較專門的幹部。魯藝當時為培養普通幹部調整了課程。那年因戰事情況，魯藝全院曾編為一個縱隊，設司令部，下分三個連，進行軍事訓練，無暇“正規”。
實際上，“大戲洋戲”的集中演出是1940年，“專門化”“正規化”則是1941年6月才開始的事情。魯藝的“專門化”和“關門提高”隻有半年多——跟“大洋古”並無關係，就被整風和《講話》終結了。大戲、洋戲的演出，不是“專門化”導致的。
“大戲洋戲”的演出，是毛澤東及其秘書等人建議、支持、關懷所導致的。1940年7月，為適應毛澤東推動的這種變化，魯藝曾重提培養專門人才，延長學時，但未建立起正規學製，也未提出“專門化”。到全延安“大戲洋戲”已上演9部，其演出高潮過去後，1941年4月28日中宣部副部長羅邁在魯藝三年工作總結大會上說：“同意周揚同誌的意見——要專門化。”他指出，魯藝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文藝學院，當前任務重在專門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積累文藝工作和藝術教育的幹部”。第二天魯藝就調整機構，很快確立了正規化的學製。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報》刊登消息：“魯藝確定正規學製基礎。”這是對魯藝正規化、專門化的首次報道。1987年出版的《延安文藝叢書·文藝史料卷》也記載：“一九四一年魯藝全麵地檢查和總結了第三年的工作，麵對新的形勢和任務，製訂了趨向‘專門化’提高的計劃。”不過，魯藝在正規化、專門化後，沒演過一部今人批評的“大戲洋戲”。
史料顯示，1937年到1942年的六年間，延安共演出話劇195部，戲劇事業呈繁榮麵貌。而1943年到1948年，共演出話劇38部。前六年的平均數字是每年演出約33部，後六年平均每年約6部。相較起來，後六年呈蕭條麵貌。
三、《講話》前，延安文藝沒有“脫離抗戰”，而是鼓舞人民積極抗戰
多年來，《講話》前的延安文藝，被傳說為沒有為抗戰服務，批評的話語有“不合抗戰時宜”“不適應抗戰需要”“脫離抗戰現實需要”“偏離了抗戰的方向”“基本上不反映抗戰，與抗戰無關”“不顧抗戰的現實”“不切實際”等。
延安演出的與抗戰無關的13部“大戲洋戲”，隻占1937年到1942年除古裝戲外全部307種演出的4%。而那六年，有十數家團體、單位在延安演出話劇，劇目總量是195部，其中抗戰反法西斯內容的約115部，占總量的59%。包括21部多幕話劇，如：大丹河、血祭上海、冀東起義、九一八前後、塞上風雲、蛻變、中秋、法西斯細菌；和88部獨幕話劇，如：侵略、賣國賊、放下你的鞭子、察東之夜、蹂躪與反抗、漢奸的子孫、捉漢奸、東北之光、漢奸的末路、保衛盧溝橋、抗日先鋒、皇軍、八百壯士、“八一三”的晚上、林中口哨、軍火船、順民、夢遊北平、台兒莊大勝利、反戰潮、遊擊隊的母親、東京雙曲線、天皇的恩惠、棋局未終、九一八、良民、第五個、保衛馬德裏、渡黃河、妮笛卡和兩個德國兵；以及6部國外反法西斯劇作，如：嬰兒殺害、馬門教授、新木馬計、今晚九點鍾、前哨。
那六年，延安上演過18個京劇現代戲，其中16個是抗日內容的，占89%。如：逃難圖、鬆花江上、鬆林恨、劉家村、趙家鎮、白山黑水、清明節、教子參軍、夜襲陽明堡、錢守常、平型關、大寧城、摩擦鑒。還上演過18個現代地方戲，其中9個是抗日內容的，占50%，如：好男兒、中國魂、一條路、回關東、查路條、中國拳頭、幹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