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的新聞審查
海外事
作者：李玉貞
本文介紹的，是《嚴厲的新聞審查——蘇維埃國度裏的作家和記者（1917-1956）》（Большаяцензура—писателиижурналистывстранеСоветов）一書，它是大型檔案叢書《二十世紀的俄國》中的一本，2005年在莫斯科出版。
一、鮮為人知的《出版法令》
本文介紹《嚴厲的新聞審查》的第一部分《列寧同我們在一起》，因此，了解十月革命後的政策產生背景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發出嚴厲的聲音。1917年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掌權，在那個震驚世界、決定俄國命運的11月7日晚間-11月8日淩晨，布爾什維克派與其多年的戰友孟什維克派領導人、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坐在斯莫爾尼宮的會議桌旁舉行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2次代表大會。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反對剛剛發生的起義，退出會場。就在這個夜晚，列寧宣布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多數派組成了一個“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的政府”。這個政府捍衛的是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貧苦農民的利益。”（《列寧選集》第3卷第370頁）這個思想決定了新政權對於非工農階級的排他性。符拉基米爾·亞曆山大羅維奇·卡列林是社會革命黨成員，屬於還可容忍的左派，他拒絕列寧的主張，認為這個政府僅僅代表布爾什維克一派，並非真正的蘇維埃政府。他不僅不參加這樣的政府而且在許多問題上與列寧、斯大林發生了激烈爭論。
就在那個夜晚，當討論具體政策時，昔日互為戰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兩派發生了針鋒相對的意見分歧。具體問題之一就是對待新聞自由和所謂政治犯。卡列林持有的是孟什維克的觀點，認為應當馬上做的是：釋放所有政治犯，實行言論自由，不僅社會主義傾向的報紙，所有資產階級的報刊全應享有自由出版的權利（《嚴厲的新聞審查》，第 1號文件，以下隻標示文件號碼或頁碼）。
斯大林認為：“這些條件完全不可接受。”（第 1號文件）
迄今為止廣為人知的是十月革命後昭示布爾什維克新政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這兩個重要文件，而斯大林的上述發言卻鮮見提及。事實上它與前述法令幾乎同時產生。11月9日布爾什維克正式頒布了《出版法令》，規定了對待持不同政見者或曰反革命報刊的措施：凡號召公開對抗或不服從布爾什維克勞農政府的，明目張膽地汙蔑新政權、歪曲事實以散播混亂的，號召人們采取明顯的犯罪性質行動的報刊，一律予以查封，取締。
《出版法令》一經宣布，政府便雷厲風行，到1918年1月，120家反對派的主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刊物被封，最大的非共產主義報紙《俄國的話》《新時代》《言論》《股市信息報》等都在其中。
《新生活報》這份被列寧稱為“更多地傾向於資產階級方麵的報紙”，曾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隨同所有資產階級報刊“大喊大叫”，說十月“起義破產了”，布爾什維克黨“瓦解了”（《列寧選集》，第3卷第371頁），這份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集團的報紙1917年曾被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封閉，後更名《自由生活報》再版，對十月革命抱敵對態度，1918年7月被封閉。
布爾什維克掌權初期，俄共（布）領導人中就新聞的性質確實存在過分歧。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認為報紙應該客觀報道各類消息，應當允許針砭時政。列寧則認為報刊不應該僅僅是客觀報道政治新聞的機構，而更加重要的是要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喉舌，成為黨對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工具。然而隨著國內反蘇活動的加劇，特別是1918年蘇俄國內戰爭的發生，俄共（布）領導層持不同意見的各方鑒於局勢的極其嚴峻性，感到必須抱團取暖，在保住布爾什維克政權這個基本前提下消除了分歧。列寧觀點占了上風，大家達成共識：報紙應該具有鮮明的布爾什維克黨性，它是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組成部分。從此“黨性”成為蘇俄新聞事業不容置疑的鐵定原則。
列寧認為布爾什維克代表無產階級利益，他在1919年3月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做了一個重要的後來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圭臬的題為《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於其中猛烈抨擊資產階級的“純粹民主”和“一般民主”，認為隻有無產階級能夠享受民主。他批評資產階級的所謂集會自由和平等。列寧把“出版自由”歸於資產階級的“純粹民主”範疇而加以反對，他宣稱“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將是由共產主義者建立的製度”。（《列寧選集》第3卷第719-720頁）對於所有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勢力，不管他們以什麼形式活動，明火執仗地用槍杆子或用筆杆子宣傳資產階級“純粹民主”和“一般民主”的人，都應被視同資產階級反抗無產階級和蘇維埃革命，所以“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鎮壓那個失去政治統治權的階級的反抗”。（《列寧選集》第3卷第723頁）用革命的“暴力”鎮壓資產階級思想和言行就這樣納入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之中。
為執行上述法令，對於國內資產階級刊物除了采取政治上封殺的手段，蘇維埃政權還把它們的印刷廠，數量相當可觀的印刷設備、紙張等，通通作為“敵產”予以沒收，使之“斷糧”而無法印刷出版。新政權的《真理報》《消息報》《士兵真理報》《貧農報》等也有了物質支持。到1918年6月有150家印刷機構被沒收。列寧說：“舊的資產階級機構，即官吏，還有財富特權、資產階級的教育和聯係等等特權……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為印刷所和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裏奪過來了。最好的建築如宮殿、公館、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上萬座最好的建築物一下子從剝削者手裏奪過來……”（《列寧選集》第3卷，第606頁）後來，即使有一些“非共產主義”刊物改頭換麵再行出版，也因其依然不能讓布爾什維克滿意而遭查封。
同時，俄共（布）或直接或間接通過共產國際派遣赴各國使者宣傳蘇式革命。布爾什維克報刊力圖告訴全世界，俄羅斯大地上出現了新氣象，一個社會主義者向往已久的大同世界似乎已經出現。到中國來的蘇俄和共產國際使者有充分的自信，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最優秀的社會製度，他們自認給中國人民送來了“普羅米修斯的天火”。從1920年起俄共（布）遠東組織的黨員吳廷康，遠東共和國的優林使團，都負有鼓動中國“革命”的任務，他們帶來了大量布爾什維克出版物，北京政府因優林使團在北京鼓吹俄式暴力革命，進行敵對中國政府的過激派理論的宣傳，而認為他們違犯了兩國關係準則。
還是轉回蘇俄，在那裏《出版法令》和政府的做法引起普遍憤怒和反彈。被稱為“國家良心”的著名作家柯羅連科於1918年在《俄羅斯信息報》發表文章抗議列寧對言論自由的限製，說布爾什維克這個法令對出版事業的壓迫在一定程度超過了沙皇的做法，“甚於專製時期，更加苛重”，“是最為惡劣最具侮辱性的新聞審查”。他批評布爾什維克“沒有任何權利為了一黨的狹隘私利”而剝奪公民出版的自由。一度與布爾什維克合作的高爾基也在《新生活報》撰文，對蘇俄政府的政策表示強烈不滿，他說，布爾什維克可以“揮拳讓《言論報》和其他資產階級報刊閉嘴”，說他們“反民主”，可這樣的做法恰恰才正“是民主的恥辱”。他激烈抗議“新政權”利用沙皇“老辦法”，稱這種“剝奪言論自由的做法乃是在實施強暴”。
1918年1月底，蘇俄人民委員會通過了更加嚴厲的《關於出版界革命法庭》的法令，據此法令，凡一切反蘇的、有悖新法律的言行，通通要受到革命法庭的審判，開啟了以言治罪的先例。非布爾什維克報紙的被封已經引起相當大一部分人的不滿，因言獲罪者越來越多，打擊麵越來越大，這個做法雖然一度在許多地區實行，但是由於普遍的抵製和反抗，審判並不順利，有的地方革命法庭在審判被告時，後者據理力爭為自己辯護，振振有詞，反而利用了這個場合來爭取群眾，有的地方，如在哈爾科夫，對社會民主黨的審判受到工人抵製，且庭外工人以罷工表示抗議，結果法官反被嚇跑了。這類革命法庭在1918年5月被迫取消。
如果說社會革命黨、立憲民主黨人被布爾什維克視為政敵，那麼列寧的戰友，蘇維埃製度的擁護者和實踐者，著名的羅莎·盧森堡的看法應當具有一定客觀性。她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對布爾什維克做法持有異議。例如，針對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她說“列寧-托洛茨基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把民主和專政對立起來，他們所說的自由，“僅僅是擁護政府者的自由，僅僅是一個黨的成員的自由——不管這個黨的黨員人數有多少——這不是自由。自由永遠應當是持不同政見者的自由”。她十分擔憂，蘇俄沒有選舉製，沒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各派思想不能自由競爭，任何一個社會機關都會沒有朝氣，“蘇維埃的生機”必然受到“壓抑”從而勢必導致“社會生活的野蠻化——謀害、殺人滅口等”現象的發生。羅莎·盧森堡指責布爾什維克“把貧窮當善舉，現在又想從理論上全麵肯定自己在這些命定的條件下實行的策略，並且將其當作值得效仿的社會主義的樣板推薦給國際無產階級”。
更有其他敵視這場革命的人猛烈抨擊布爾什維克，說該黨鼓動流氓無產階級造反，它實行的政策是對俄羅斯乃至人類文明的“野蠻踐踏”。列寧則予以猛烈回擊，他在多次講話中強調《共產黨宣言》所說：“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曆史發展相矛盾的。”列寧要創建的是無產階級的新文化。他於1920年在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說：我們否定一切超越階級的道德，我們說的道德，應當是為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服務的。我們的道德是以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為出發點的。在《論無產階級文化》一文中列寧固然說過“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但又話鋒一轉，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產階級反對一切剝削的最後的鬥爭）的實際經驗的鼓舞下繼續進行工作，才能認為是發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列寧選集》第4卷，第299頁）
二、關於《嚴厲的新聞審查》一書
書中計473個文件，按時間順序分編為五個部分：列寧與我們在一起（1917-1924年1月）；斯大林——今天的列寧（1924-1929）；大轉折（1930-1939年9月）；和平，戰爭與和平（1939年9月-1953年3月）；早期的“融雪”（1953年3月-1956年）。前有序言一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