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拍攝踩高蹺的戲。37℃高溫下趙本山穿著厚厚的戲裝，踩著高蹺扭來扭去，辛苦可想而知。突然，他撲到了前麵踩高蹺的人身上，昏了過去。大家全慌了，捏人中，抓心窩，忙了半天，才清醒過來，但仍麵色灰白，大汗淋離，於是導演下令暫停、休息。
這時，隻見趙本山依著卡車站起來了，說：“導演，幹吧！”導演含淚勸阻他，他卻風趣地說：“你這上百號的高蹺隊可不是吹糖人，說有就有，今天不拍完，你就哭吧！”
兩個小時之後，戲拍完了，演員也流不出汗了。即使如此，笑星仍不改其幽默作風，他喘著粗氣躺在村委會的石頭台階上，蒼白的臉上現出頑皮的笑，對導演說：“導演，再拍一會兒，你就把我直接送到八寶山去吧，這裏離那也近。”他的話把周圍的人全逗樂了。
跟這樣幽默的人合作，工作再苦，也能笑出聲來。
2．以幽默語言化解合作中的衝突
報刊、出版社的編輯與撰稿者之間也是一種合作關係。
美國作家傑克·倫敦許諾給紐約的一家出版社寫一本小說，卻遲遲沒有交稿。
出版社編輯一再催促均無結果後，便往傑克·倫敦住的旅館打了個最後通牒式的電話：
“親愛的傑克·倫敦：如果24小時內我還拿不到小說的話，我會跑到你屋裏來，一拳揍到你鼻梁上，然後一腳把你踢到樓下去。我可從來是履行諾言的。”
傑克·倫敦回答說：
“親愛的迪克：如果我寫書也能手腳並用的話，我也一定能履行自己的諾言，按時將書交到你的手裏。”
編輯與作家之間的玩笑說明了他們親密無間的合作關係，而作家為自己不能交稿所做的辯解更是巧妙。
《福爾摩斯探案集》的作者阿瑟·柯南道爾，曾當過雜誌編輯，每天要處理大量退稿。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信上說：“您把我的小說退了，可是您並沒有把小說讀完。因為我故意把幾頁稿紙粘在一起，您並沒有把他們拆開，您這樣做是很不負責任的。”
柯南道爾回信說：“如果您用早餐時，盤子裏放著一隻變味的雞蛋，您為了證明這隻雞蛋變味了，大可不必把它吃完。”
一家雜誌的編輯收到一封來信：“親愛的編輯：我希望和您達成一項默契，您如果刊用了我的稿子，您將得到稿費中的一半，希望能得到您的首肯。”
編輯回信說：“您的意見很好。我希望錢都由您支付，每行五元。當您把稿子和錢寄來以後，我將把它刊登在廣告欄裏。”
因為合作關係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處理事情應該平等協商，相互提意見，表示不同看法也應客氣委婉些，不能傷了和氣。以幽默語言來表達是比較高明的辦法。
歌唱家狹諾·帕蒂拉舉行獨唱音樂會，那位鋼琴伴奏自顧自彈得很起勁，以至琴聲經常蓋住歌聲。帕蒂拉雖然幾次向他暗示，可他全然不加理會。
演唱會結束以後，帕蒂拉與自己的合作夥伴一鋼琴家親切握手，並謙虛地說：“先生，今天我很榮幸，能參加您的鋼琴獨奏會。”
歌唱家用幽默語言表達出了對合作夥伴的不滿，又照顧了對方的麵子，是一種巧妙而得體的化解衝突的方法。
3．以平等互利的態度對待合作夥伴
作家王海鴿曾與王朔合作寫出一部電視連續劇以及同名小說，她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了這段愉快的合作。
決定合作後，王朔對我說：“劇本寫成後改小說，寫劇本以我為主，我名字打前麵，小說以你為主。你名字打前麵，好不好？”我猶豫了一下，王朔又用一種孩子氣的口吻解釋說：“劇本我寫得多呀……”
我笑了，我說好。他誤會了我的猶豫。我考慮的是，是否建議小說也讓他的名字打前麵。終究我是沒說，沒能戰勝自己也想出名的欲望。
當時，王朔已在全國大紅大紫，成為“明星作家”，而王海鴿隻是小有名氣，在一般人眼裏，兩人在名氣上有巨大差異，而王朔絲毫沒有“大腕”的架子，對他的同事平等相待，令她十分感動。
不僅在署名上公正處理，而且在錢的分配上那位作家也很大度，提出稿費一人一半的分配方案。
名利問題解決了，兩人就不會有根本的衝突了。當然在創作過程中就情節設置問題兩人經常爭論，甚至吵得幾天十幾天互不理睬，但是沒有“任何本質上的不可逾越的芥蒂”，而且兩人後來回憶這些爭論時都覺得很開心。
在劇集即將播出時，記者和大眾的注意焦點都放在王朔身上，往往忽略另一個創作者，這時王朔總是把合作者抬出來，讓大家注意到他的合作夥伴。他對晚報記者說，合作者的小說對女性的認識刻畫非常入骨，而他寫女性畢竟隔著一層，劇本中的女性和話劇院生活都是由合作者負責的。
無疑，這是一種理想的合作關係。合作成功的關鍵在於他不以大腕自居，平等地對待合作夥伴，而不是像有些人出了名即自命不凡盛氣淩人。在名利的分配上，他並沒有謙讓、吃虧。而是正派公正，在合作中，做到這一點就夠了。
著名電影導演希區柯克有一次拍一部巨片時，與他合作拍片的女主演自恃是大明星、大美人，在劇組盛氣淩人，不斷地對攝影師、導演挑挑剔剔。在鏡頭前，為了使她的形象漂亮迷人，她不停地埋怨攝影機的角度不好，並再三對導演說：“請務必從我最好的一麵來拍攝，你們一定得考慮我的要求！”
希區阿克不耐煩地說：“很抱歉，我做不到！”
“為什麼？”大明星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