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10日，匈牙利學者伊斯特萬·畢波在貧窮與孤獨中去世，葬禮上數以千計的崇拜者彙聚在一起，並很快演變成一場政治遊行。有份雜誌刊載了他從前的一篇著述，幾小時內就銷售一空。
畢波1911年出生於布達佩斯一個基督教家庭，一生經曆了兩個極權製度。納粹統治時期，他與抵抗組織關係密切，並利用司法部秘書的身份救助了許多猶太人。戰後，他擔任聯合政府的國務部長，同時在大學任教。1949年，拉科西政權掌握全部權力後，他被解除教授職位，在圖書館當管理員。1956年，畢波加入納吉聯合政府，再次擔任國務部長一職。
他在這個職位上隻待了三天。當蘇聯軍隊衝進國會大廈，其他政府成員都躲藏起來，他卻堅守崗位。在此期間起草了一份宣言，號召匈牙利人非暴力抵抗。之後，他被判處無期徒刑，六年後獲赦出獄，在一個部門圖書館工作。
生命最後16年，畢波完全處在精神的孤獨中。
畢波的思想主要來自對匈牙利民主進程的思考。“一戰”後，多民族的奧匈帝國解體，匈牙利宣告獨立，但卻割讓了大片土地。此後，匈牙利不斷發生政變，先後成立了左翼社會主義政權和右翼霍爾蒂政權，後者並製定了歐洲第一部反猶法律，並得到多數匈牙利人支持。“二戰”期間，有50萬匈牙利猶太人被害，但許多人在戰後卻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對屠殺猶太人事件則保持沉默。
在畢波看來，由於曆史經曆造成的群體創傷，東歐的民主進程總是與民族主義混雜在一起。在西歐，nation這個概念意即國民，並與民主相關聯；在東歐，這個概念則意指民族，與國內多數民族相關聯。因此，“一戰”後東歐國家雖然大都采用了民主體製，其人民卻一直處在身份認同的困境中。在國際上，整個社會十分關注別國對自己國家的看法；在國內，各個民族又十分關注其他民族對自己民族的看法。
他注意到情感尤其是恐懼在政治中的作用，認為各種形式的暴力——戰爭、革命、國家強製——總是植根於恐懼。或者說恐懼最終都引發仇恨。兩次戰爭之間，主導東歐國家的是集體生存的恐懼感。總認為國家處在危險中的情緒，造成東歐公眾排除異己的集體偏執，影響了這些國家在兩次戰爭中的社會生活。比如，全社會普遍存在的反猶情緒便源於這種恐懼，並且像疾病一樣互相傳染。
畢波把這種集體病症稱為“政治歇斯底裏症”，其特征是混淆過去與現實，往往認為周圍都是敵人，要尋找那些對自己落後負責的群體，不理睬任何有邏輯的解釋。民族主義者即是如此，他們渲染民族隔閡來反對政治民主或多元化，並以其狹隘、盲目和偏執造成社會的逆向選擇，使理智者沉默，偏執者得勢，從而使東歐國家很難建立起政治平等和人類尊嚴的傳統。
因此，畢波不是將多數決看成民主的基礎，而將人類尊嚴看成民主的基礎。對民族主義往往反民主的認識，使他意識到個人獨立對公眾輿論的重要。在他看來，民主建立在每個人有責任感的文化基礎上，“任何侵犯人類尊嚴的行為與社會中每個人息息相關”，“將他人置於束縛之下，以此來克服自己的恐懼感，這種方法沒有出路”。
解決的辦法就是重建道德現實主義，尋找不幸的根源，既要警惕政府借口國家利益侵犯個人權利，同時又要意識到自由是一種“內心的體驗”，從而“確定並承擔起我們每個人應該擔當的責任”。對自己及所屬的群體持批評態度，抵製“一切打算在人類之間放置致命差別的言論”。
為此，占優勢的多數民族應當先走出第一步，用責任感對抗恐懼，使對立雙方樹立自信和尊嚴感。
顯然，畢波不是一位政治自由主義者，他強調社會的道德因素，而不是製度因素，所以盧卡奇把他視作右翼，自由派則把他視作左翼。比如他認為，在政治與道德複興發生之前，全民普選和議會製度是不恰當的。他也不讚同卡達爾“土豆燒牛肉”的社會主義，認為那是以物質幸福來換取人們對政治的冷漠。
畢波的著述對今天仍具啟示，冷戰後所有那些被捷克思想家帕托切克所稱的“人類苦難的緊急事件”，都可以歸於民族主義的重新興起。為了建立或完善民主，抵製民族主義的誘惑依然是今天所有國家麵臨的時代課題。(景凱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