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磨盤下的數學研究
親曆記
作者：蔡海濤
我是1953年秋季考入武漢大學數學係的，當時報到入學的有99人，數學係有這麼多新生，應該說是空前的。在解放前隻有三五個同學，解放後逐年有所增加，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湖南大學與武漢大學的數學係合並，我們上一個年級也隻有30多人。
當年9月，數學係舉行迎新會，係裏老教授幾乎悉數出席，係裏元老曾昭安教授、係主任張遠達教授、路見可教授以及餘家榮教授等都提前來到。當然最惹人注意的還是李國平教授。同學中早已盛傳著“北有華羅庚，南有李國平”的佳話，都十分盼望見到。
迎新會上，李老師講一些對學生殷切希望的話。同學們認真地傾聽著，使勁地鼓掌。會後不少同學圍著李老師，七嘴八舌問個不停，他總是和善地回答。最後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勉勵話告別。1955年，李老師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一個多甲子的時間過去了，我們同學中未有出其右者，是同學的努力不夠，還是環境使然？
在珞珈山上，日子過的真快。1956年夏，轉眼就要讀四年級了，這時候麵臨要選專門化課程。我平素喜歡分析數學方麵的課程，如變分法、複變函數、實變函數等，更出於對李老師的敬仰，自然選了李老師開的亞純函數課。
由於李老師曾留學法國，他撰寫的數學論文以及與其相關的文獻資料，必然大多是外文的，特別是法文的。而當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一邊倒向蘇聯”的政策下，大學生的外語教學，俄語幾乎成為唯一的語言。因而需要趕緊補學外語，英語在中學學過六年，有一定的基礎，學習法語成了一個重要問題。學習法語首先要法華詞典和法語語法的書。語法書很快借到了，而詞典圖書館是不借出的。我壯著膽去找李老師，他卻慷慨地借了本French-English Dictionary（法英詞典）給我。一個假期匆匆學過讀數學文獻夠用的法語，同時讀完了一本講半純函數的法語小書，為學習李老師開設的專門化課程打下了點基礎。
第一次上專門化課程在法學院，是在山頂老圖書館的右側。剛走上山頂去法學院的路上，正碰上李老師。他手上拿著厚厚的法文雜誌Journal Mathematiques（數學雜誌）合訂本，興致衝衝地向法學院走去，也和碰麵的同學打招呼。上課時，聲音洪亮地講著亞純函數理論的研究曆史，講著他在法國的老師、著名老數學家Valiron教授，講著熊慶來教授……
不久整風運動開始了，我幾乎不為所動。不是在數學係資料室，就在老圖書館占坐位讀書，心無旁騖。雖然我處於這樣一種狀態，還是沒有躲過反右運動這場滅頂之災。由於1956年底我們年級提前畢業了近20名同學，當時數學係畢業生隻有76名，其中被劃為右派者有15人，這還不包含黨、團內受各種處分者，這些人大都成為以後各類政治運動的對象。
我已處於逆境，自知不宜與李老師聯係，師生如隔兩重天。1957年10月初我被懲罰性地分配到撫順煤礦業餘學院，受工作考查一年半的處分。剛到的半年裏，我看到單位上一個一個的右派分子被送去勞教，內心十分恐懼。後來我僥幸留下，被正式宣布為右派分子，在單位監督勞動，工資每月29元。開始，我為一位講高等數學的老教授助課。不久，這位老教授劃為右派，也被送去勞動教養。由於數學老師短缺，這時才由我代替他授課。我埋頭、老實、小心地工作。當時的領導還算重視我的意見，使我在高等數學的教學與建設上發揮了一定作用。我“賊心”不死，沒有忘記李老師教的半純函數，課餘不停地學習鑽研。
撫順雖有新華書店外文部，但是絕大多數外文書都是俄語的，更少見數學外文書。市圖書館、煤礦局圖書館內數學專題研究的書更難找尋。我隻能應用手邊僅有的一點點資料，工作的展開十分困難。這時，我知道李老師的好友熊慶來教授已從法國來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我去信向他老人家請教，不久，他不但寫回信鼓勵我，還寄來他的多篇論文，包括他厚厚的、已發表的博士論文。至今我還珍藏著熊老給我的信，和他送給我有親筆簽名與印章的博士論文。此時也不忘李老師的教導，要將數學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於是我開始學習彈性理論。我的工作與生活還算安寧，大部分時間用於教學，教學對象大部分是產業工人，少數是技術人員，雖然有不可避免的歧視，但是我和學生是融洽的，他們對我是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