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記憶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於斌
冷靜下來，用你的理性觀察一代人命運的曲折。應該承認，他們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中成長，在曆史的畫卷中留下了非常特殊的一頁。他們也曾在那個時代的大潮中以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奮力拚搏，壯懷激烈。然而效果不佳，挫折不少。十年“文革”是動亂，是浩劫，恐怕這是鐵板釘釘的結論，我們在動亂中長大，浩劫中我們失去的是對個人和國家來說都是寶貴的青春。
我們這一代大多數人的心裏曾經受過傷，心上的傷痕隻有自己知道。常言道，好了傷疤忘了痛，但心裏曾經的痛是不易忘記的。希望我們的後代能了解我們的傷疤，不能再去重複經曆我們的痛。
迷惑
我所就讀的武昌曇華林小學進門後右邊的牆原來是白的，牆上什麼也沒有，後來出現“突出政治”幾個大紅字，寫在牆上，格外醒目。有個口號是：突出政治，今年突出，明年突出，永遠突出。慢慢感覺周圍每天都有突出政治方麵的事情和文字，任何事情都要與政治掛鉤，工人生產、農民種田、營業員賣東西都有政治，我們鍛煉身體是為了革命和保衛祖國打倒美帝，後來又有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的說法。我們不懂什麼是政治，也沒有想去弄明白什麼是政治，盡管每天都要看見這幾個字，離我們很近，但對於我們卻是感覺遙遠和陌生。但從那時起，我們幾十年都沒有離開這幾個字。然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不可能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行為和想法去進行無限的放大和突出。極個別熱衷於政治紅極一時的平民“政治家”們最終都是以身敗名裂收場。
老師經常對我們說，帝國主義把複辟資本主義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我們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的下一代，我們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要批判成名成家、個人奮鬥的思想，決不當資產階級的應聲蟲。
我聽了老師的話還覺得奇怪和好玩，我們是少先隊員，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帝國主義在太平洋那邊，怎麼會把我們拉到它那邊呢？複辟資本主義那不是要回到舊社會嗎？我感覺老師一定是為了讓我們聽話，拿這些話來嚇唬我們，因為我們的確還沒有被“爭奪”的感覺，更沒有看見哪個同學被壞人或資產階級的人拉過去。我們仍然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紅色接班人。
在這種簡單而平靜的生活學習中，除了上課認真聽老師講課以外，我們把老師關於政治方麵的告誡都當作耳旁風，或者根本就沒有聽。誰也不會料到一場曠日持久的大風暴就要來臨。
學校的老師和家裏的大人們比以前更忙了。好像我們國家也出現了壞人，牛鬼蛇神都出籠了。批判美化歌頌帝王將相、歪曲汙蔑農民革命的長篇文章多起來。我們男孩都喜歡看打仗的電影，《兵臨城下》、《紅日》 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尤其是 《紅日》裏那個叫石東根的連長騎在馬上用馬刀挑著國民黨軍官帽子的樣子蠻好玩，但這些電影都成了反動的，成了毒草。還有向資產階級權威開火，要剝開資產階級權威的畫皮，不獲全勝，決不收兵。開會、學習、大批判的事多了。漸漸在學生中也開始批判吳晗、批 《海瑞罷官》，後來批 《燕山夜話》、批 《三家村劄記》、批“三家村”，要求人們口誅筆伐，拿起筆杆子向資產階級黑線開火。
我們知道“三家村”是指鄧拓、吳晗、廖沫沙，“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老鼠是一家”這樣的歌謠在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孩子中傳唱，我們隻知道好玩，報紙上天天都在批他們，那時我們能知道什麼啊！多年以後才知道這三個“老鼠”原來如此：鄧拓“文革”前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1944年鄧拓主持編輯出版了中國第一部 《毛澤東選集》，還是公認的雜文大家和才子。鄧拓於1966年5月初含冤自盡。吳晗是曆史學家，曾和聞一多等著名教授一起反對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和屠殺人民。“文革”中吳晗一家4口死了3口。吳晗最後也是以自盡的方式實踐了他自己在1961年寫的 《論骨氣》中“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廖沫沙曾任教育部長、統戰部長。
當時我們仍然在上課，好像社會上發生的一切都與我們無關，其實社會變化已經非常大了，隻是我們不懂，但我們的內心對發生的一切已經開始流露出一種迷惑的感覺。
我們根本無法知道，以後讓我們迷惑的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我們將在迷惑中成長。
大串聯的餘聲
大串連剛剛停止，接著就興起了徒步串連。街上到處可以看到一小隊一小隊的紅衛兵，他們舉著“紅軍不怕遠征難”或者“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旗幟，背著像解放軍戰士那樣的背包，打著綁腿，喊著口號，據說都是靠兩條腿走了很遠很遠的路，而且是學習紅軍長征，沿路當宣傳隊、播種機。我看著也覺得蠻好玩，因為在這些隊伍中，也有不少像我這樣年齡的學生，背著從領子到屁股下麵的大背包，還帶著笑容。也知道徒步串連一個人每天有幾角錢補助費和一斤糧票，還有幾元錢的宣傳費。也想過跟別人一起去徒步串連，甚至去找到一副綁腿做好準備。對武漢的學生來說，徒步串連一般最近最有意義的目的地是毛主席的誕生地湖南韶山，所以徒步串連去韶山的很多。韶山遠，但到底有多遠？據說要走十來天。我想走十來天的路對我們一點都不可怕，而且是一隊人，一路有說有笑，還有接待站。但是經過幾次打聽，也有個上初三的街坊準備和同學去，我跟他說了，但是後來他說他的同學不同意，嫌我小了，怕成為他們的拖累。我自己也找不到幾個敢一起去的好同學，終於沒有加入到徒步串連的壯舉中去。但我好羨慕那些徒步串連的學生，差不多就把他們看成是 《紅旗飄飄》 中爬雪山過草地的英雄了，我為自己不能在大風大浪裏鍛煉，更重要的是沒有實現我想像中的徒步串連“蠻好玩”的夢想而無奈，我希望自己快快長大，才好去做一些想做的事。以後知道是大連海運學院十五個學生用一個月的時間從大連走到北京開始的徒步串連，也聽到看到那時候徒步串連的很多故事。
想不到過了半年多，也就是1967年的6、7月左右，不知怎麼回事，全國又掀起了一股串連熱潮。但與66年的串連不一樣，沒有上麵號召，多是各種派別組織上京，人員很雜。很多學生又開始自發往北京跑。我們知道這個消息後，街坊裏比我大一些的幾個學生商量如何去北京。他們中間有在半年前已去過，有膽小的則在大串連中哪裏都沒去，這次就再也不想錯過機會了，沒有任何革命的理由，就是找機會趕馬混騾子到北京去玩。我們約定好第二天下午在什麼地方集合然後一起去火車站。
我因上次串連就受到家人阻撓，所以這次想好了不給家裏說，先偷偷跑掉。我們一群7、8個人各自暗地做著準備。我有到北京串連的經驗，還告訴那些沒出去過的夥伴該做些什麼。第二天下午2、3點鍾，我找準機會，在外婆放錢的箱子裏拿了5元錢，我不知道這裏該用“拿”字還是用“偷”字，但意思都一樣。按串連的經驗，5元錢到北京足夠了，車票不要錢，吃住不要錢，5元錢零用綽綽有餘，本來我不準備帶錢，後來想萬一有什麼事身上一分錢沒有也不行，才決定把手伸到那個箱子裏。因為是夏天，也不用太多衣服，我怕外婆看見，把換洗的衣服放在靠巷子的窗台上，再到大門外取出衣服藏在別人家。一切都按預定的去做，也很順利。我焦急地等待著，盼時間快快過去。
下午4點我們都到約定的地點，朝火車站走去。為避開查票，我們順著鐵路線直接來到站台。
武昌至北京的車停在那裏，車上已擠滿了人，大多是學生，還有少數工人。我們順利上車，沒人剪票，站在車廂的過道上。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車廂的人也堆了起來，人擠人。車下還圍了很多人上不了車，一點不亞於大串連的情況。我們反正上了車，也不急。又有幾個小時過去了，火車還是一動不動停著，沒有開動的跡象。車下有人在不停地喊：“火車彈簧壓扁了，請同學們下來”，有些上不了車的學生也幫著喊：“彈簧快壓斷了，車不會開”。但車上沒人理會他們，上了車的學生誰也不會下去。
夜已經很晚了，我萬萬沒想到我的一個叔叔在車下發現了我們，他是專門來找我回去的。但他也上不了車，隻能在車下大聲叫著對我說話，我不想回去，但叔叔說我媽在家著急，哭了很長時間，同伴們聽了都勸我回去，說反正我去過北京，又被家裏發現了。我想怎麼會是這樣，沒辦法隻好請車窗旁邊的人讓一下，從車窗爬了出來。
我快快地隨叔叔回家。一路上他告訴我，吃晚飯時找不著我，天黑了也沒見，找了好幾家和我玩的夥伴，才打聽到我們一群人的去向。叔叔見我媽急得不行，才找輛自行車到車站來找我，他已經找了兩三個小時才把我們找到。
想來，那時的生活就是這樣，馴服得像綿羊似的中國娃娃開始學會無法無天、野性十足了。大學、中學的多數學生通過串連，確實開闊了革命的眼界，也充分享受了遊覽祖國大好河山千載難逢的機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使一些學生更加積極地投身“文化大革命”之中。
當然，還有一些人卻開始玩得昏天黑地。
憶苦思甜
“憶苦思甜”是我們最主要的活動之一。複課期間，我們還接受了幾次“憶苦思甜”教育，組織看收租院泥塑展覽，知道那些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是怎樣欺壓貧苦農民的。泥塑不管是地主、貧苦農民還是水牢、收租院，都是栩栩如生，給了我們很真實的感覺和教育，讓我們增加了不少對地主、對人吃人舊社會的仇恨，加深了對“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理解，提高了階級覺悟。
我們還吃了幾次“憶苦飯”。
有一次，我們全體學生按班集中在操場上開“憶苦思甜”大會，開會前我們唱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那首歌：
“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申。萬惡的舊社會，窮人血淚仇。千頭萬緒，千頭萬緒湧上了我的心。流不盡的辛酸淚，掛在心。不忘那一年，北風刺骨涼。地主闖進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幫。說我們欠他的債，又說我們欠他的糧。地主逼債，地主逼債好像個活閻王……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世世代代跟黨走，永遠跟黨鬧革命”。
這首歌我們每個人都會唱，個別地方歌詞不記得不要緊，有個學生用喇叭領唱。這樣的歌不能唱得威武雄壯，要帶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去唱，但畢竟同學們沒有經曆歌詞內容的這些事，階級感情雖然不能完全體現出來，但也有差不多五百多個聲音加上喇叭領唱，發出低沉的歌聲也能回蕩在操場的上空。大多數同學能應付著唱下來就是了。
每次學校召開“憶苦思甜”大會，都要請一個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或老貧雇農來講解放前他們的悲慘故事。由於我們對解放前這些事情知道很多，而且講的內容都是資本家或地主如何壓迫打罵工人或貧、雇農，家裏什麼人怎麼死了等事，所以學生們並沒有表現出那種相應的悲憤情緒，往往是講的人在台上痛說家史，有的回想起自己親人慘死的情景，不禁聲淚俱下，主持會場的人這時一定要帶頭並帶有感情地高喊“打倒萬惡的舊社會”，“為某某某報仇雪恨”等口號，學生們也就跟著喊，喊完了照樣在下麵交頭接耳，工宣隊或老師走到跟前就停一下。
我們想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萬惡的舊社會早就打倒了，壓在勞動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早已搬掉了，我們怎麼會再回到解放前去受二茬苦呢？這都是要我們受階級教育，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但是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壓迫、受剝削，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看來我們肩上的責任很重，因為我們還要為解救這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而奮鬥。當然，要怎麼去解救他們，那誰也不知道。
“憶苦飯”是用糠和野菜捏成團子。一人發一個，必須吃下去，我們隻好一點點慢慢吃著，又苦又粗的“憶苦飯”的確很難咽下去，嚐一口就皺眉頭，要咽下去的確很艱難。趁工宣隊和老師沒看見時趕緊把剩下的“憶苦飯”塞到口袋裏，嘴裏再假裝大口大口嚼的樣子。“三年自然災害”時，有些地方糠和野菜做的團子可是好東西。但我們這些學生卻管不了這些。特別是有幾個調皮一點的同學，家庭出身又好，不怕“工宣隊”和老師說他們缺乏無產階級感情。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就不敢這樣了，哪怕是咽得冒青筋也要吞到肚子裏去。我看見多數同學都悄悄地把“憶苦飯”塞到口袋裏，就找個“工宣隊”和老師都不注意的機會也這樣辦了。
“憶苦思甜”大會在歌聲《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中結束。“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幾百個學生一起唱，這些歌我們可能已經唱了上百次了，反正大家都一樣，就是唱歌，平常沒有人去仔細想自己的爹娘是不是不如毛主席親，全國人民都這麼唱，大概就是的吧。
幹部子弟
彭同學是我的初中同學，複課期間和我同桌，關係本來就好。後來又一起上高中，我們幾個關係好的初中同學就我和他兩個人上高中，所以關係就更好了。彭同學的父親是老紅軍，“文革”前是個高級幹部，隻是在“文革”開始時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原因我卻不知道，也不敢冒昧打聽。彭同學平時隻說他父親和韓先楚上將、某省長等知名人物是老戰友，而且是一起出來參加革命的。他母親的級別也比較高。
彭同學在這樣一個家庭，哥哥姐姐等都有自己的朋友，且那時都下了農村，他母親也到五七幹校去了。他家以前住蛇山下麵一幢十分漂亮的小洋樓，後來因為隻他一人在武漢，就留了一個大房間給他。因此彭同學既有一些幹部子女的外在表現，如軍衣軍帽、回力牌球鞋、北京布鞋、自行車、散漫不羈的性格、連書包也是掛在胸前等，又有失去父親後的一種內心深處的悲涼，自信與自卑共存，孤獨與無奈相伴。使我和他相處甚好的關係中也對他寄予了一種深深的同情。但我了解彭同學，他起碼是一個思想積極向上、追求進步的青年。
當時，彭同學曾專門對我談到他對幹部子女的看法。他說，現在幹部子女好的不多，問題就在他們充滿了盲目的自信。由於小時候家庭教育較好，所以一旦他們長大了懂事以後，大多數就會醒悟過來，而不會繼續盲目下去。他說大多數工農子女確實是純潔的，但工農卻沒有那麼多的知識和能力去教育子女，隻是靠自身的品德去影響子女，工農子女也正是在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中成長起來，但多數成年後卻容易走下坡路，容易放任自流，少數有本事的堅持下來就會比幹部子女強多了。我聽後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沒想到他的認識會這麼清醒。再說我所交的朋友中有幹部子女，但更多的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子女，這種狀況可能是我本身就生活在一個大雜燴家庭和不是生活在機關大院宿舍環境的原故，對所有的人都能產生親近感，隻要我覺得夠朋友。對成群結隊的幹部子女卻有一種較複雜的感情，一方麵容易與他們相處，有點共同語言；另一方麵也感到他們的優越感有時表現得太過了一點。當然，有段時間，我也羨慕過，因為他們確實一個個都很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