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過海峽查檔案
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葉永烈
走進國民黨黨史館
戴著白口罩，戴著半透明的塑膠手套，我不是在做化學實驗，而是在台北黨史館裏小心翼翼地翻閱毛澤東檔案。
2014年10月，我應邀出席在台北舉行的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為新著 《叩開台灣名人之門》及 《大陸腳遊台灣》 簽名售書。會後在台灣住了些日子，在台北的“國史館”、黨史館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查閱檔案。這三個檔案館，號稱台灣檔案界的“鐵三角”。作為紀實文學作家，我向來把檔案與采訪視為創作的兩翼。正因為這樣，我在台灣做了諸多采訪之外，接連造訪了這3家台灣最重要的檔案館。
國民黨黨史館原名黨史會，1930年4月28日在南京成立。1948年底，蔣介石下令把黨史會的檔案、圖書、實物運往台灣。最初，這些檔案堆放在台灣南投。直到1976年11月才遷往蔣介石在台北陽明山的陽明書屋。後來又經過搬遷，終於遷入八德路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之前我曾拜訪國民黨黨史館，詢問能否查閱檔案，得到的回答總是說檔案尚待整理，暫不對外。直到2013年8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主持了黨史館的開館儀式。馬英九稱，曆史是一麵鏡子，可以讓人了解許多事件的前因後果、因果脈絡，歡迎各界來使用黨史館，期許黨史館能夠發揮博物館、檔案館、研究中心三個角色的作用。
這一回，我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史館館長親自接待了我。在曆史上，國民黨黨史會向來是由元老級人物領銜，如1930年以胡漢民、林森、戴季陶、葉楚傖、邵元衝5位元老為常務委員。然而如今出現在我的麵前、名片上印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的王文隆博士，卻是一位年輕人，2012年11月21日走馬上任時年僅36歲，被稱為史上最年輕的國民黨黨史館館長。他是研究近代史的博士。馬英九對他進行了麵試，任命他為黨史館館長。他說，馬英九以為，黨史館除了保管、整理和提供黨史檔案之外，最重要的任務是“黨史的活化”，即把死的檔案活化，為現實服務。
國民黨黨史館擁有300多萬件檔案，被稱為“中國現代史史料典藏和研究重鎮”。我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四樓的查閱室，開始調閱檔案，先是在電腦上輸入我的查檔號以及密碼，然後搜索要查閱的主題。奇怪的是，當我輸入“毛澤東”之後，搜索結束竟然是0！毛澤東不僅擔任過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而且自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部長，前後8個月，怎麼可能沒有毛澤東的檔案呢？請教了管理員，方知我用漢語拚音輸入的是簡體字的毛澤東。他們的電腦，沒有安裝把簡體漢字轉換為繁體漢字的軟件。無奈，我隻得請管理員幫忙搜索，出現了很多相關檔案。
國民黨黨史館所保存的檔案，大部分尚未“數位化”（即數碼化），所以要調閱原件。過了一會兒，原件來了，管理員同時送來口罩與手套。於是我遵照他們的規定，非常小心地翻閱原件。雖然我隨身帶著手機以及照相機，但是那裏規定不允許拍照，隻能用筆逐字抄錄。
國民黨黨史館保存著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部長的信函。我注意到，那時候毛澤東的字體，相當工整，與後來的草書字體大不相同。他用的是豎行信紙，上方橫印一行紅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用箋”。
從1926年5月至9月，毛澤東在廣州主辦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所長。國民黨黨史館保存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任命函件：
函委毛澤東為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徑啟者本月十九日本會第十三次常會農民部提出，請委派毛澤東同誌為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案，經即決議，準相應函達
查辦此致
毛澤東同誌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國民黨黨史館也保存毛澤東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時的信件。信紙上方印著紅色的“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用箋”。毛澤東的落款寫著“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毛澤東”。
搜索周恩來檔案，周的字變化不大，他的落款寫著“黨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周恩來”，這“黨軍”是“國民革命軍”的簡稱。
我輸入“江青”、“姚文元”，能搜索出相關檔案。江青、姚文元並未在國民黨內任職，國民黨黨史館裏怎麼有他們的檔案呢？原來那是國民黨中央情報部門所搜集的一些剪報，如“民國55年10月3日”（即1966年10月3日）台灣 《中央日報》 所載楊力行的 《毛澤東和江青》；在有關姚文元的剪報中，最為奇特的是“民國56年5月17日”（即1967年5月17日） 《台灣日報》 所載於天海的文章，標題是 《毛澤東的半子姚文元》。姚文元怎麼會成為毛澤東的“半子”呢？原來，姚在“文革”初期扶搖直上，從上海 《解放日報》 編委躍為“中央首長”，台灣方麵看不懂，於是猜測姚是毛的女婿 （亦即“半子”）。可見國民黨中央情報部門當時對於大陸情況所知甚少，連這樣胡說八道的文章也剪下來保存，作為姚文元檔案。
在“國史館”查閱“特工之王”戴笠檔案
在台北，不僅有黨史館，還有“國史館”。
步入“國史館”隧道式圓形拱門，便見到一副醒目的對聯：“台灣走向世界，世界走進台灣。”
也真巧，前幾年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蔣介石日記時，中午休息，在休息室結識一位來自台灣的學者，他也在那裏查閱蔣介石日記。他說，他正在做一個研究課題，即評價蔣介石。他知道我寫過70萬字的長篇著作 《毛澤東與蔣介石》 一書，在兩岸三地出版，便送給我名片，上麵印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沒有想到，這層關係在這時候派上用場。我順利地通過查閱檔案的資曆審核，獲得查閱號以及相關密碼。“國史館”曆史悠久，前身為國史院。辛亥革命爆發不久，1912年初，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時，黃興、胡漢民等人便向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呈請建立國史院。孫中山欣然讚同，指出：“民國開創，為神州空前之偉業，不有信史，何以焜耀宇內，昭示方來？”然而國史院尚未成立，孫中山便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袁世凱倒也很重視“國史館”，在1912年底頒布了《“國史館”官製》，規定“國史館”的職責是“纂輯民國史、曆代通史，並儲藏關於史之一切材料”。
不過，民國建立以來，先是軍閥混戰，然後是抗日戰爭，接著又是國共之戰，“國史館”像浮萍似的處於顛簸之中，甚至一度被取消建製，直到1947年1月20日才重新恢複，“落戶”南京。就在“國史館”剛剛喘了一口氣，打算開始編史，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布陣長江北岸，南京搖搖欲墜。代總統李宗仁急令“國史館”遷往桂林，又轉往重慶。當重慶城頭紅旗飄揚時，“國史館”除了一小部分人員及檔案遷台外，其餘都留在大陸。
在台灣，蔣介石忙於“反攻大陸”，顧不上“國史館”。那時候，“國史館”擠在“行政院”的一個角落，連檔案都堆不下。1957年，“國史館”終於得以在台北縣 （今新北市） 的新店建設館舍，宣布“複館”。新店畢竟離台北市中心頗遠，直到2007年才獲準把總館遷至台北市中心“總統府”附近，2010年4月29日正式對外開放，而新店館仍保留，作為“國史館”分館。
“國史館”檔案閱覽室要比黨史館檔案閱覽室大。那裏放著一排排電腦。知道我來自海峽彼岸，管理員孫小姐給予熱情接待，並指點我如何查閱檔案。跟黨史館相比，“國史館”檔案的數碼化程度要高，所以查閱也方便得多，不必戴口罩、手套了。
在“國史館”查檔案，最感方便的是用鼠標 （台灣叫“滑鼠”） 輕輕一點“列印” （大陸叫“打印”），就可以把檔案的掃描件打印出來。很出乎意外，“列印”一張，隻收新台幣2元，相當於人民幣4角！記得，我在上海某處用照相機翻拍1949年前的報紙時，管理員在側數“哢嚓”聲，每摁一下快門10元人民幣（這還是多年前的價格）。我在“國史館”“列印”了很多檔案。不過，“國史館”也有其規定：如果檔案4頁，隻能“列印”2頁，其餘2頁必須手抄。此外，屬於“總統”或者“副總統”檔案的，不能“列印”，隻準在指定的電腦上閱讀、抄錄。跟黨史館一樣，所有檔案不準用照相機、手機拍照。
在“國史館”，我得以查閱國民黨“特工之王”戴笠的檔案。這些檔案，原本是國民黨當局的“絕密檔案”，如今已經解密。我在電腦中輸入戴笠兩字，一搜索，便出現“全宗名戴笠史料”。接著我查閱其中的“戴公遺墨·政治類”，屏幕上出現戴笠一封封用毛筆書寫的書信、電文手稿。戴笠的字大而端正，很容易識別。也有個別的信是用鉛筆書寫，清晰度稍差。
我“列印”了1938年7月18日戴笠致“西安第一軍胡軍長宗南兄”的特急電報手稿，稱：“張國燾抵漢後因寓八路辦事處，弟未便往訪。昨晚由開椿電約在太平洋飯店晤談，據雲因信仰委座（引者注——指委員長蔣介石） 之偉大，今後願在三民主義……”（引者注——電文稿無標點，引者加了標點符號） 張國燾在武漢叛變，戴笠的這一電文是一鐵證。
張國燾是中共一大代表。1938年4月3日，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他，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了延安，輾轉從西安來到武漢。中共“特工之王”李克農得知後，在漢口車站守候數日，終於發現張，連“請”帶拖把張拉到武漢中共長江局（八路） 辦事處，周恩來在那裏規勸張。此時，蔣介石派出“特工之王”戴笠，在武漢太平洋飯店秘密會晤張。在戴笠策應下，張投入蔣的懷抱，從此成為中共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