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獎作品與“茅獎”性格
學術·社會
作者：任美衡
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今，茅盾文學獎已經走過了近四十年的曆程。在這一曆程中，它逐漸成為了中國的最高文學獎，並被譽為當代文學的高峰走勢與存在真景。但也正是這一點使得它長期遭到爭議、批評甚至否定，尤其是“遺珠之憾”更使其成為文學風暴的核心所在。不過，盡管“譽滿天下、謗亦隨之”，但它卻在紛繁複雜的文學環境中愈來愈清晰地形成了自己的精神風格及美學走向。
·家國情懷的沉潛·
當下的文學創作，無論私人敘事還是集體敘事，甚至是零度敘事，都不自覺地繼承了宏大敘事的精魂，猶如沙子中藏著宇宙，滴水見證太陽，茅盾文學獎的對象選擇始終也蘊含著宏大敘事所承傳的家國情懷。
這種“家國”情懷首先表現為對國家命運的關注。從《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冬天裏的春天》《黃河東流去》《你在高原》《白鹿原》《戰爭和人》到“茶人三部曲”等，都在總體上更關注時代動蕩中國家的生死存亡；作者往往會通過諸多個體跌宕起伏的命運傳奇而聚焦了整個國家在曆史關頭的重大變遷。
在價值取向上，這些獲獎作品往往是集體性的價值指標壓倒了個體化的價值需求。“人”，首先表現為國家的存在符號，然後才是生命個體。因此，為國家而無私奉獻一切成了人物典型至高的人生追求。如《張居正》所表達的改革行動，就帶有林則徐的一往無前的精神：“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盡管仕途風險重重，但同名主人公張居正仍懷著造福於國、於民的宗旨，霹靂改革，成效顯著；盡管逝後毀謗在身，並遭遇了最不公正的待遇，然而，整個著作卻充滿了蕩氣回腸的崇高精神，以及貫穿著對這種犧牲精神的偉大謳歌。
除了對國家命運的關注、集體價值觀念體係的構建之外，這種家國情懷還體現為對現代人格、現代社會與現代民族形成的關注。《蛙》以批判的形式、《推拿》以溫情的建構、《天行者》以無私的奉獻、《英雄時代》以大刀闊斧的開拓精神，顯示了從人格、社會與民族層麵的現代化建構。茅盾文學獎把握住這種“主旋律”，既從否定的方麵批判了“逆現代化”的現象，也以“時代”作為剖析的對象，對這種現代化予以了“過程分析”及橫截麵的呈現，從正麵對這種建構能量進行了典型的釋放。
在茅盾文學獎的評獎過程中，家國情懷成為評委們至為深刻的寄托；他們又以“潛在”的方式，將之牢牢地深植於獲獎作品所形成的美學價值體係中。也可以這樣說，茅盾文學獎的家國情懷成了當代文學的價值矢量，不斷地引領著主旋律文學的漫漫前行。
·史詩精神的拓展·
從新時期之初茅盾文學獎舉辦以來，無論是從評獎“條例”，還是從整個社會的審美習慣來看，史詩性仿佛都成了當代文學的最高標準，也相應地成了茅盾文學獎評選的內在規範。
所謂史詩，普遍說法就是能夠全麵地反映某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民俗、風情等的長篇小說。當然，正是由於對史詩性的如此理解，所以，茅盾文學獎早期獲獎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黃河東流去》《戰爭和人》《白鹿原》及“茶人三部曲”等，確實成了當代文學的典範。但對開放的、審美多元化的，以及愈來愈向內發展的文學潮流來說，這種史詩標準也遭遇到了愈來愈多的挑戰，以至於當《白鹿原》出來之時，遭遇了一些人極為苛刻的評價，認為是“史詩的空洞”，甚至還認為是作者陳忠實首先依據過去的傳統的史詩理念，然後設定了空洞的史詩框架，將人物、故事、情節無序地塞入史詩的框架。盡管作者為追求史詩的魅力而殫精竭慮，但卻違背了自己的審美才華而胡亂拚湊與堆砌，呈現給讀者的隻是生硬、虛偽、臃腫的生活素材，而缺乏作者最為珍貴的生命參與。因此，這些史詩小說不過就是了無生氣的素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