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去的都是些什麼人。這才是關鍵。不同的人，需求不同，這樣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剛剛那位大叔，是個老實人。”顧逸昀邊開車邊說。
“土地是農民耐以生存的根本，就像剛剛那位大叔說的，要是沒了土地，他還能幹什麼？或許，也不純粹是為了錢吧！”沈迦因道。
“是有那樣的一部分人，明明種地是賠錢的，可還是要去種。現在種地的人越來越少了，我們應該鼓勵農民去種地，畢竟，農業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動搖了農業的基礎，國家會亂的。”他幽幽地說。
“既然這樣，保住那些耕地不就好了嗎？為什麼非要--”她問。
“這就是矛盾！沒有土地就沒有建設，沒有建設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就沒有稅收，政府窮，老百姓會更窮。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手上有的就那麼一點土地，隻有那麼一點生產資料，要是把土地剝奪了，他們就什麼都沒了。”
“城鎮化不就是要讓農民拋下土地去城市工作嗎？如果這樣說的話，不就和英國的圈地運動一樣了？”她接著問。
他看了她一眼，笑了下，道：“你知道你剛剛這個比喻要是寫到書上，會引起多大的麻煩嗎？事情是一樣的，話，可不能那麼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是不同的。”
“最終的結果不都是一樣嗎？”
“是啊，同樣都是占有農民的耕地，我們就要把後續對農民的保障做好，這就是我們和英國的不同。我們不能逼著農民進入城鎮，等他們放棄了耕地進入城鎮，要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就業、醫療和教育等各種服務，這就是我們國家的新城鎮建設。當然，這個過程需要花很多錢和很多精力。”他頓了下，道，“現在社會上對拆遷的意見很大，很多人都盼著拆遷，可是呢，矛盾就在於拆遷賠償太低。”
“那是啊，從老百姓手裏低價得到土地，又高價轉賣給開發商，這中間那麼大的差價，老百姓怎麼會願意呢？”她歎了口氣，說。
“其實，轉賣土地這中間的差價，最終都轉變成了政府的稅收，而這些稅收，就變成了老百姓的福利。我們都說北京上海的社會福利有多好多好，他們的政府光是賣土地就能賺很多錢，當然老百姓的福利就好了。”他解釋道，“要是拆遷的時候賠償金提的太高，會有很多問題，首先，政府和開發商先期投入很大，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這筆錢就轉嫁到了老百姓身上。其次，如果征地和轉賣土地之間的差價過小，政府的稅收會受到影響。事實上，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於土地買賣的，所以，政府也不會願意給太多賠償。你知道嗎，有些地方政府都是靠銀行貸款來做賠償金的。最後一點，人的欲望是無限的，有了一百萬，還想要一千萬。”
她沉默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