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世紀的隋唐時期，特別是唐朝盛世，對外交往的海陸兩路空前繁榮。公元607年（隋大業三年），隋煬帝派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國（在馬來半島），“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七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沿海岸航行，“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給予中國使者十分隆重的招待。
作為中國古代的顛峰時代，唐代的航海發展也進入一個鼎盛時代。初年，唐朝聯合新羅征討百濟，大將劉仁軌率唐海軍全殲來援的日本艦隊，這讓自大的倭人知道了和盛唐的差距，遂派“遣唐使”向中國學習，在東海上開通了中日航線。當時，中外商船頻繁航行於中國、印度和阿拉伯之間。鹹亨二年，中國高僧義淨從廣州啟航前往印度，途中經停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鹹亨四年，抵印度恒河口耽摩立底國。在印度求經學法10年，仍從海路東歸，在室利佛逝久停，永昌元年回到廣州。同年又從廣州重往室利佛逝，直到證聖元年才最後歸國，總共在海外25年。在取海道往返於中印之間的唐代僧人中，義淨是最著名的一位，他的航程反映了唐代海外交通的繁榮。
唐貞元年間，宰相賈耽根據從中外使者商人那裏搜集來的材料，記下了“廣州通海夷道”，詳細記載了從中國最大口岸廣州，中經東南亞和印度錫蘭，直至波斯灣和紅海的航程，其中包括從波斯灣溯幼發拉底河而上至巴士拉，“又西北陸行千裏至茂門王（大食王號）所都縛達城（即巴格達）”。將《新唐書·地理誌》廣州通海夷道和《漢書·地理誌》漢使航程比較，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從漢至唐，中國海外交通線已從南亞向西亞伸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