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評說“左氏豔而富”，這表明《左傳》在文學性方麵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強。從《春秋》隻作大事記式的記錄，到《左傳》中出現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曆史散文的一大進步。如隱公元年記“鄭伯克段於鄢”，作者按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有組織、有層次地加以敘述，表現了鄭伯的狡詐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薑的偏心釀禍，概括了鄭國統治集團內部幾十年鬥爭的曆史。從中既可看到曆史的進程，又可看到出現於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舉動神情。把曆史的真實性、傾向的鮮明性、表達的形象性結合起來，通過具體的人物活動去展現曆史畫麵，創立了中國曆史撰述的優良傳統，為後世史傳文學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敘寫戰爭是《左傳》之所長，全書寫軍事行動400多次，寫得最為出色的，便是春秋時代著名的五大戰役（城濮之戰、崤之戰、邲之戰、鞌之戰、鄢陵之戰）。作者善於將每一戰役都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對於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係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以簡練而不乏文采的文筆一一交代清楚。這種敘事能力，無論對後來的曆史著作還是文學著作，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另外，描寫擅長外交辭令的人物形象，也是《左傳》突出的長處。
《左傳》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漢司馬遷發展了《左傳》的傳統，寫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僅內容上與之相接續，體裁、手法也以之為師。在文學方麵，《左傳》更是後世文人取法不盡的寶庫。
春秋筆法與傳統精神
讀古書，《左傳》往往是必選書目，因為它的文學性，更因為它是經史兼備的典範。講傳統文化的人曆來喜歡用各自的話描述傳統精神，卻很少有人從文獻典籍的角度來思考。其實，傳統精神的核心就是經史合一、互為體用。
《左傳》原本是《春秋經》的傳注，相傳為魯人左丘明所作，後來獨立成書，與《公羊傳》、《穀梁傳》並稱《春秋》三傳。說《春秋》，離不開春秋義法和筆法。一部最早的編年史被後人依儒家觀念發揮衍生出眾多精妙的“微言大義”，並通過隱約其辭的史筆凸顯出來，這本身就是經學和史學精神互為體用的集中體現，而且貫穿整個思想的曆程。由於春秋“書法”、“書例”最早是由公羊學家提出，很多人總錯誤地把它當作今文學派的專利，殊不知《左傳》也講筆法。杜預在他的《春秋左傳集解》裏便既解經例、又解史例，這充分表明忽視《左傳》的經學成分是不合情理的。另外，我們不要忘記，“微言大義”一詞來源於尊《左傳》的古文學家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一文，即“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盡管近現代以來隨著經學的衰落，研究《春秋》、《左傳》漸漸隻說其史學和文學價值，但它們所說的義法和筆法溝通了經史，銘刻在傳統精神中，所以近人辜鴻銘用英文譯寫《春秋》時便是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書名的。
清代史家章學誠有過“六經皆史”的論斷，事實上《二十四史》又何嚐不是無“經”之名的“經”呢？《春秋》尊王攘夷、道盡華夷之辨，《二十四史》正是建立在正統經學思想基礎之上的正史，幾千年的政治觀、曆史觀和文化觀無不以此為中心。《春秋》褒貶美刺、維護儒家秩序，《二十四史》也是宣揚忠孝、協除奸邪那一套。有人說《二十四史》是帝王家史，《春秋》難道不是魯王家史？至於《左傳》開創的以春秋筆法的隱性形式和“君子曰”的顯性形式闡發大義，均為《史記》、《漢書》等史書繼承。可見，在《春秋》、《左傳》那裏，經史是並通為一的，後世的經書、史書也概莫能外。大到天下興亡、小到論資排輩，我們的傳統精神就是以曆史故事的形式積累、傳遞和展開的。故而，中國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往往兼於一人之身是毫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