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述史曆來有所謂“直筆”、“曲筆”之說，這顯然源於春秋筆法。秉筆直書本為史官的天職，然而史料無一不烙上寫者的傾向，以至於保留下來的“直筆”也成了“曲筆”的一種特殊形式。而且，從大文學的層麵來講，“直筆”、“曲筆”又構成修辭，所以胡適以來的許多學人甚至認定春秋筆法是我國修辭的最早萌芽。這種修辭不僅體現在典籍思想裏，也融入到民間思想中。我們平常所說的“隱惡揚善”、“長幼有序”、“適可而止”等等，塑造的便是含蓄的謙謙君子和禮儀之邦。眾所周知，《左傳》重“禮”，對於違“禮”之事，往往以“直筆”極盡鞭撻之能事。當然它也遵循春秋筆法“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的“曲筆”原則，有所顧忌。
近幾十年來，《左傳》的譯注本有不少，其中以楊伯峻先生的《春秋左傳注》和沈玉成先生的《左傳譯文》為目前國內最好的本子。楊先生的注釋吸收了前人的學術成果，修正了千百年來的誤說，是典型的集大成著作；沈先生的譯文是楊注的姐妹篇，準確易懂，文采斐然，可讀性強，很有自己的特點。我想，讀《左傳》應該透過文學性，回到通過其經學和史學思索反映的傳統精神中來。（蕪菲）
鐵筆如椽唱大風
中國是一個崇尚謀略也盛產謀略的文明古國，幾千年軍事史中，各種權謀機變、陰詭虞詐不可勝數。時至今日，中國軍隊仍被世界各國稱之為“謀略型”，與“技術型”的美軍和“力量型”的俄軍並稱為當今世界三大軍學流派。春秋時代是我國古典文明的萌芽期，軍事學術百花齊放，爭霸戰爭中種種奇謀妙計更是層出不窮。
《左傳》在對軍事鬥爭的具體交戰行動進行記述時，將主要的著眼點都放在了交戰各方謀略的運用和對抗上。從謀臣策士的謀劃分析，統兵將帥的指揮布置，直到國君國相的決斷處置，無不寫得淋漓盡致，基本構成了戰爭描寫的主要脈絡。特別是其中對於軍事謀略的分析闡述更是曆來為人所稱道。後世許多著名軍事家都將《左傳》當做一部兵書而加以研習。以滅吳之戰著稱的西晉名將杜預對《左傳》便鍾愛有加，常在行軍打仗、舟中馬上之際捧讀《左傳》不止，甚至自稱為“《左傳》癖”，他為《左傳》作的注被後人廣為推崇，並收入了《十三經注疏》。其他如唐將徐績、李靖，宋朝嶽飛、宗澤、虞允文等名將都非常重視《左傳》的軍事學術價值。《左傳》中對春秋戰爭記述的另一個內在特點就是記述的謀略化。作者把主要的描寫筆觸放在了交戰雙方的謀略運用上，不僅注重對雙方在戰略上的一些重大謀劃進行分析，而且對交戰中雙方一些具體而微的戰術戰法進行了精確而細致的描述。
從最直觀的層麵來看，戰爭是一種暴力與暴力直接對抗的社會鬥爭形式。但是如果從更深的層麵上來思考和體察，我們就會發現戰爭的意義遠遠不止於此。僅從對抗這一形勢來看，戰爭中暴力與暴力的直接衝突隻是對抗的表象而已，而在這種表象之下，對戰爭實質起著指導和推動作用的則是對抗雙方在謀略上的運用。謀策是關於軍事戰略、戰術的謀略、預測的科學。軍事謀略理論像所有的理論一樣，都是以過去的戰爭實踐來揭示戰爭的規律，使人們便於把握錯綜複雜的軍事活動的多元交叉關係，從而做出最正確、最堅決、最大膽、最實用的戰略戰術選擇。孫子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軍事對抗最高級的形式是“伐謀”，即通過各種精巧的謀略運用，迫使敵人屈從於本方的意誌，從而達到不動幹戈就實現政治企圖的目的。
《左傳》重點記述的春秋時期五大戰役，是春秋時代交戰規模最大、波及麵最廣、影響也最為深遠的戰役，更是各種軍事謀略角逐最激烈的大舞台。拋開影響戰爭勝負的其他因素不談，在五大戰役中集中了春秋時期最精彩的軍事謀略。
在記述各種戰略性軍事謀略的同時，《左傳》也十分注重對各種精妙的戰術戰法進行細致的分析探討。除五大戰役外，《左傳》在記述一些中小規模戰役時也十分注意描繪其中重點軍事謀略的應用。在襦葛之戰中，鄭國軍隊就是采用左、中、右三個方陣組成的“魚麗之陣”和兩翼攻擊戰法，擊敗了周王室的軍隊；燕、鄭兩國的北製戰役中，鄭國軍隊又是采取包抄戰法，從後方襲擊了燕國軍隊而獲勝。
當然在春秋初期，軍事謀略的應用尚不廣泛，有時一些謀略帶有很大偶然性，比如楚國令尹子元討伐鄭國的戰役中，鄭人由於慌亂而“縣門不發”，結果陰差陽錯地造成了一個“空城計”，嚇退了楚軍。但隨著軍事學術漸趨成熟，戰爭謀略也日益高級化。後世廣為采用的一些著名謀略和先進的戰略戰術在這時開始為交戰各國所應用，如假途滅虢、遠交近攻、以逸待勞、趁火打劫等，同時一些比較高深的軍事思想也開始出現，如曹劌的“彼竭我盈，故克之”是古代防禦戰術的典範；宋國大夫子魚提出的“明恥教戰”和楚國大夫鬥廉提出的“師克在和，不在眾”等軍事思想均對我國古代軍事學術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到了春秋末期，出現了像孫武這樣的軍事天才，軍事理論研究更是登堂入室，大放異彩，春秋軍事學術至此歸於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