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在記述戰爭時很注重詳略的安排，對於重大戰役都不惜筆墨進行全麵而詳盡的記載；對一些中小戰役往往隻是集中刻畫其中成功的謀略運用和施用謀略的人。軍事謀略的發展變化和實際應用始終是記述的中心脈絡之一，形成了一個謀略化的記述體係。《孫子兵法》提出的“上兵伐謀”思想則是對整個春秋時期戰爭經驗的總結，是對整個軍事學術的哲學概括，它揭示了戰爭行為的本質。戰爭史證明，沒有不用計謀的戰爭。在戰爭中，敵我雙方的較量，絕不僅僅是軍事實力的比賽。謀略參與戰爭的過程，常使戰爭發生奇跡變化，所有在戰爭史上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戰爭現象，無不是由成功的謀略所導演的。謀略之所在，乃是勝利之所在。（佚名）
《左傳》是我國古代一部寶貴的文化典籍，儒家十三經之一，被錢穆先生稱為“一部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基準觀點所在”。作者左丘明是春秋時期著名的史學家，但在史籍上，關於他生平的記載卻是隻言片語，從而一直成為後世學者孜孜探求的課題。
現在可以確認的是，左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現在《論語》當中。《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從孔子的語氣中不難判斷出，孔子將左丘明引為同道，對於花言巧語、偽善的做法都感到很可恥。由此得知，左丘明是與孔子同時代的人，而且與孔子的關係較為親近。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是以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餘君，莫能用，故四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繁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孔子的思想不被當時各國諸侯所接受，因此便利用周王室的曆史資料和魯國國史，編纂成《春秋》一書，來寄托他的政治思想。孔子死後，因為《春秋》的文字簡略，含義深邃，孔子的弟子們對這本書的理解漸漸產生了分歧。當時的魯國“君子”左丘明擔心這種情況，便根據孔子生前關於曆史的言論，寫出了《左傳》這本書。這裏需要解釋一下的是，後世傳述《春秋》的書不止一本，最著名的，除了《左傳》，還有《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後兩種書與《左傳》的體例不大相同，《左傳》偏重於記事，而後兩種書都偏重於解釋《春秋》經義。但按照司馬遷的說法，《左傳》同樣也是一本依附於《春秋》的書。
從司馬遷的說法中還可以看出，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很親密，因此他能夠了解孔子對於曆史的看法和《春秋》的真實意圖。據說，孔子曾經和左丘明一道在周王室觀覽史書，譬如學者嚴彭祖的《嚴氏春秋》引《孔子家語·觀周》：“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入周，觀周與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就記載了這件事。另外，還有一些史料記載左丘明是魯國的“太史”，也就是史官，從左丘明能夠接觸大量史料以撰述《左傳》來看，這個記載很可能也是真實的。除此之外，關於左丘明的生平，今天能夠知道的少之又少。然而無論如何，《左傳》卻一直和他的名字緊密相連，在曆史長河和文學聖殿中熠熠生輝。
《國語》這是一本記載春秋時期史事的史書，《左傳》偏重於記事，而《國語》偏重於記言。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兩本書都是左丘明的作品。《國語》當中也保留了很多先秦史料，許多地方可以同《左傳》參考資證，是一本重要的史書。著名史學家金毓黻曾說過：“凡研《左傳》者，必讀《國語》。”
《戰國策》主要記載了戰國時代的謀臣、策士們遊說各國君主或互相辯論時所提出的政治主張、鬥爭策略和處世方略。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價值極高的散文名著，文采飛揚、氣勢宏偉。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戰國策》上承《左傳》下啟《史記》，在史書體裁由編年體向紀傳體過渡之際起了橋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