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獨善情懷、高潔品格，政治家的用世激情，愛國者的依依鄉戀與殘酷、無奈、失意的現狀交織在一起，化作悲劇性詩的火焰，在屈原心中灼燒。詩人快要自焚了，這時的屈原已近乎癲狂狀態了：他以峨冠博帶、與日月爭光的形象自詡，但行吟在汨羅江畔的他卻是形容枯槁、臉色憔悴、披頭散發落魄極了。他要以詩人的方式全美自己，他隻能以詩人的方式全美自己！偉大而孤獨的詩人在重重困境中以命中注定的悲劇方式堅守了自己的心靈與理想，汨羅江的浪花永遠吟唱著屈大夫最雄偉壯麗的詩篇——《離騷》。這首長篇政治抒情詩是屈原生平、理想、情感、鬥爭的藝術性訴說，我們從中看到了屈原深沉的憂患意識：他對於民族故國一往而情深，因之而喜，因之而悲，他為了自己的祖國忍辱負重含悲苦行，山河破碎，黍稷離離，屈原的心與之一起破碎；我們也看到了屈原執著的人生追求：他舉賢授能，追求美好，為實現理想九死不悔，他從現實走到幻想走到問卜，尋求出路矢誌不渝；我們更看到了屈原自我完善的高潔人格：他不與群小苟合取安，即使周流天下，幻境毀滅時，他仍未退讓半步，當他既不可去，又不可留，矛盾無法解決時，他以死來殉自己高潔的人格與心中的理想。
從一篇篇屈原詩篇中，我們看到了《詩經》中所沒有和少有的特質：深婉細膩的情致和無處不在的“我”。《詩經》的情大多典雅衝和，可到了《楚辭》中，感情則變得熾烈、激越、昂揚或纏綿、細膩、深沉了；同時詩中有了“我”，有了強烈的自我意識，有了個性，詩的生命也就充滿了內質與魅力，直指向我們的心靈深處，給我們帶來感動、眼淚、歡喜、惆悵。屈原的筆有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他將充滿原始意味的神巫故事、寓言神話引來了，他將楚人的俗詞鄙語、淫祀巫風引來了，它們化作神秘的氣氛、浪漫的情調、優雅的韻致、綺麗的色彩、迷狂的激情點染著《楚辭》；他又引來天地萬物驅遣比興，他用蘭花香草、荷衣蓉裳來象征自己品格之純潔高尚，他將群小黨人比作蕭艾臭草、惡禽穢物。這一切的特色，專家們往往稱之為浪漫主義。（佚名）
屈原與《楚辭》的影響
從屈原在當時社會中的身份來說，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創作成就來說，他又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詩經》中也有許多優美動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眾性集體性的創作，個性的表現甚少。而屈原的創作，卻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熱情打上了鮮明的個性烙印。這標誌了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一個新時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詩人。他關心國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為堅定的愛國者受到高度評價。雖然他的愛國和忠君聯係在一起，在這一點上，他並不能背離所處時代和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但同時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他並不把自己看做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從而也是國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對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人生理想有堅定的信念，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與自身所屬社會集團的大多數人對抗，寧死不渝。這就在忠君愛國的公認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獨立思考、忠於自身認識的權利。作為理想的殉難者，後人曾從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處世的方式，也被後世正直的文人引為仿效的榜樣。
屈原的作品，以縱恣的文筆，表達了強烈而激蕩的情感。漢儒曾說，《離騷》與《詩經》中的《小雅》同為“怨而不傷”之作，明代詩人袁宏道於《敘小修詩》中駁斥道：《離騷》“忿懟之極”，對“黨人”和楚王都“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並指出：“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風”的特點。他的意見顯然是正確的。不僅如此，屈原讚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實袒露；詠唱神靈的戀愛，是熱情洋溢、淋漓盡致；頌揚烈士的犧牲，是激昂慷慨、悲涼豪壯……總之，較之《詩經》總體上比較克製、顯得溫和蘊藉的情感表達，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於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於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屈原不能滿足於平實的寫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綺麗的幻想，使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弘瑰麗的特征。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後代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