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裏許多主張是儒家的主張尊師重教等等，是在一個漸趨統一的時代裏推出儒家。儒家的主張在於“仁”、“愛”，在於用安撫的手段對待老百姓，用立言、立德、立行來讓老百姓忘記階級差別。呂不韋看到了一個經過長期紛爭的時代將要結束的時候，應該從思想上安撫，達到思想上的統一的時候了，而這正如有些學者提出的那樣，《呂氏春秋》的出現，正是那個時代歸於一統的結果，或者說是產物。
其實，秦始皇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幾乎與《呂氏春秋》的觀點針鋒相對，西漢建立之初，吸取亡秦之教訓，采取的政策、措施與秦始皇也是針鋒相對，說《呂氏春秋》的觀點與西漢初期實施的政策有類似的地方，也應在情理之中。
應該看到，呂不韋的一些柔和措施，如重農，恢複生產，以及君主天下製等比較適合長久統治，而漢朝之所以統治那麼久，也正是吸取了亡秦的經驗。西漢初期的政權依稀是《呂氏春秋》裏的秦國的影子。（劉光輝）
《呂氏春秋》的政治思想
呂不韋認為，君主不能濫用權力，必須對君權加以限製。這個思想他反複在《呂氏春秋》一書中提出，並且拿出了三種限製君權的辦法。雖然都是好想法，卻處處跟秦王政（後者更喜歡專攬權力）大唱反調。這就是呂不韋必死的原因所在。
第一，《呂氏春秋》書中主張分封製，以空間的分割來限製君權。呂不韋擔心一旦建立一個大帝國，天下成為一家一姓的天下，就會導致君主獨裁。所以他雖然也堅持貫徹秦國一貫的對外兼並擴張政策，但不以建立一個大帝國為最終目的，而是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分封製體係，也就是他宣稱的：“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隻進攻諸侯中的壞諸侯（“暴”者），把壞諸侯（“暴”者）幹掉，以其土地轉封給賢人，使其成為新的諸侯。
讓更多的賢者分享政權，以便限製君主的權力，這就避免了帝王獨裁。呂不韋在書中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這就是和帝王專製大唱反調。當然，呂不韋的這個“天下人”，不是指一般能喘氣的人，而是指英豪賢能。
其實，呂不韋試圖保留分封製，未必為錯。分封製首先可以如呂不韋所理解的那樣，避免一元獨裁（通過地盤的分割，來限製君權的膨脹）。這符合呂不韋“反獨裁”的思想。同時分封製也有它的現實意義：以當時落後的技術手段，龐大的中國硬要統一成一個大帝國來運轉的話，管理成本一定提高，管理效率卻未必提高。比如，國家版圖過大了，交通手段卻落後，財富和賦稅向中央運輸，勢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運輸價值一錢的物資給中央，需要耗費幾十錢的人工和路費。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間受其毒苦已深。人們飽受毒苦，所以陳勝吳廣帶頭一鬧，也就都跟著鬧了。這是漢朝人總結出的秦國滅亡原因之一。
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一書中，還認可了第二種限製君權的方法，即以武力限製君權。按照正統觀點，人民拿起武力對付君主，那是犯上作亂，但呂不韋不這麼看。他說，對於愚君，要叫他下崗，以禪讓的辦法避位（所謂“與賢”）。而暴君，下民則可以直接推翻他，所謂“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至少能揍他一頓，所謂“罰不避天子”。呂不韋謳歌了商湯滅夏、武王伐紂的革命行為。
第三個限製君權的辦法，呂不韋強調君臣分工。君要“處虛”，“執其要”，把權力下放給大臣，而不能太過分地幹預下屬。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於自己的職事，而不是忠於某個人。顯然，這樣的君臣觀，是從“公天下”和“利於群”的原則出發的，是積極的，有利於國家的，不能簡單理解成呂不韋想奪權。
總之，呂不韋的思想帶有現代民主政府的特色，他一反商周以來的“家天下”觀念，大膽提出限製君權，反對獨裁，反對法家君權至上的理論體係，這都體現在《呂氏春秋》這本書裏。《呂氏春秋》就是他的政治宣言。書中講了無數小故事，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故事書，其實每個故事背後蘊涵的都是呂不韋一套精密的治國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