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這本雜家著作拋出的時間，正是秦王政準備加冠的前一年。呂不韋對這本書傾注了巨大期望，書中的理論關係到呂不韋的政治命運乃至中國未來2 000年的政體走向。呂不韋希望秦王政受此書影響，在親政以後能夠按此書所闡明的“呂不韋公天下、反獨裁思想”施政（當然，再次申明，這裏的公天下是和賢人——如呂不韋這樣的人公天下）。
然而，獨斷剛愎的秦王政不肯接受“呂不韋思想”，他不喜歡限製君權和分權，更喜歡君權專製，他愛看法家韓非子的書，對君主專製癡迷得超過曆代帝王。韓非子的《孤憤》說得很清楚，君主應該牢牢掌握一國之柄，君主與貴重之臣之間不可兩存，君主要用“法術勢”控製好大臣。韓非子反對大臣分權太多，否則就會“國地削而私家富”，“主失勢而臣得國”。
韓非子的書很好地教育了秦王政，秦王政歎息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於是他對韓非子思想身體力行，力求強化君權，表現為獨攬朝綱，細大決策皆出於他，生怕大權旁落，被旁人不無憤懣地形容為“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呂不韋要想限製君權，提出公天下乃至分封製（從地域上限製君權）、君臣分權等口號，簡直是與虎謀皮。最後，作為韓非子的思想的實踐者，秦王政用一杯毒酒致死了異己學說持有者——呂不韋。呂不韋的死，就死在他限製君權的思想，與秦王政的專製情結冰炭不容。
呂不韋抱著自己的想法，就這麼死了。他以“限製君權”為核心的呂不韋思想，以“公天下”為口號，一並在後來的兩千年中死掉了。直到近代，民主理念的複蘇，使我們再次看到了呂不韋思想的影子。（佚名）
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曾出現過無數名人佳作，而且往往相得益彰，互為彰顯。《呂氏春秋》堪稱是居“雜家”之首的浩瀚之作，卻不是其編著者聲名顯赫的唯一由來。換句話說，權傾一時的秦相呂不韋即使沒有召集門下著作此書，他的逸事雜談也足以令後人眾說紛紜。關於這位權臣的故事流傳至今，至少有以下幾個盡人皆知的成語，如奇貨可居、食客三千、一字千金。
據史書記載，曆史上的呂不韋出生在戰國時代韓國的陽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縣，靠經商致富。在中國古代，雖然也早有像司馬遷這樣的聰明人指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認為平常人等終日忙忙碌碌無非為個利字。但商人總是沒有多少地位，很少有人能像範蠡那樣由從政而經商，變身為“陶朱公”而流芳千古。
“陽翟大賈”呂不韋卻很希望光大門楣，爭取政治地位，他知道，改變現狀的途徑要在社會現有的機製內尋找。或許是出於商人的本能，他選擇了“風險投資”。呂不韋看中了秦國派到趙國做人質的王子子楚，因為他，還留下一個後世廣為流傳的成語叫“奇貨可居”。據說，作為商人的呂不韋經常往來於各地做買賣，有一次來到趙國的都城邯鄲，遇到了在趙做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異人是秦國太子安國君的兒子，但是母親夏姬不得寵，因此被送到趙國當人質。當時正是兩國交戰期間，他的處境十分困窘。呂不韋卻從商人的角度看到了他身上的價值。認為此人奇貨可居，是稀有的值得投資的“貨物”，日後必有大用。現在獲取，有朝一日可賺取名利，這是一樁不錯的政治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