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得知戰爭情況的李鴻章和光緒皇帝都對鄧世昌的犧牲感懷，李鴻章讚歎道：“不想我大清今日尚有此人也！”光緒皇帝更是禦筆丹書親題挽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並且下詔追封鄧世昌為太子少保，諡號“壯節”；林履忠、黃建勳追封為水師提督。當然對於方伯謙，光緒皇帝通過軍機處也下達了明確的旨意：“本月十八日（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１７日）開戰時，自“致遠”衝鋒擊沉後，“濟遠”管帶副將方伯謙首先逃走，致將船伍牽亂，實屬臨陣退縮，著即行正法。”次日，方伯謙被斬首於旅順黃金山刑場，時年４０歲。
黃海大海戰結束後，日本陸軍最大的障礙——大清北洋艦隊的“定遠”艦和“鎮遠”艦並沒有被擊沉，這使得日本陸軍遲遲不敢進一步行動。為此，日本參謀本部（即通常所說的“大本營”）竟然專門為此推翻了之前的作戰計劃，下令聯合艦隊進攻山東的威海衛軍港，以支持陸軍在渤海灣登陸。可是，連日本參謀本部自己對這個作戰計劃也沒有十足的把握，因為隻要北洋水師出港襲擊運兵船，這一作戰計劃就可能麵臨失敗。
日本參謀本部改變作戰計劃的一個月後，清政府得到了這一重要情報，得知日軍準備進攻山東半島。第二天，光緒皇帝就將這一情況電告李鴻章，但李鴻章對此束手無策。李鴻章除了命令山東陸軍“各守營盤”外，毫無對策。此刻，李鴻章依然在考慮如何保住停泊在威海衛軍港內的北洋海軍，但他並不主張軍艦躲在軍港內死守，而是多次電令丁汝昌“待機出港，襲擊敵艦”，可丁汝昌卻怕再損失軍艦而猶豫不決。
就在丁汝昌左右為難時，日本聯合艦隊派出的偵查艦已經來到山東半島。此時，丁汝昌和伊東祐亨都在考慮著一個相同的問題，那就是：大清帝國的海岸線長達１８０００公裏，日本陸軍會選擇哪裏登陸呢？丁汝昌萬萬沒有料到，伊東祐亨選擇了成山角西南端的一個小港灣——榮成灣作為登陸地點，因為它西至威海衛水路隻有３０海裏，而且灣口寬闊，便於拋錨，附近一帶海岸平坦，北岸有１０００多米的沙地，汽艇可以行駛至離岸３米處，舢板可以直接登岸。大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正月二十（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４日），在黎明的夜幕中，我大清朝守軍對日本４艘軍艦進行了長達２個多小時的炮擊，也使得日軍消耗了大量的彈藥。當天空放亮，硝煙散去過後，日本陸軍驚訝地發現炮台上竟然連一個人也沒有。登岸後，日軍不費一槍一彈，輕易地占領了榮成灣乃至榮成縣（今山東省榮成市）。而之前阻擊日軍的軍士隻有不到２００人。至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廿三（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７日），日本陸軍第一軍幾萬人在榮成灣順利登陸，沒有遇到大清軍隊任何抵抗，不費一槍一彈，“無亡矢遺鏃之費”，占領了榮成縣。大清帝國的土地上第一次升起了太陽旗，大日本帝國這個昔日的徒弟現在已經能夠反過來咬師傅一口了。
同日，李鴻章接到光緒皇帝用詞嚴厲的電令：“日軍登陸後必將猛撲威海，聽說敵人載兵雇用商船，而以軍艦護送，若將定遠等艦齊出衝擊，必可擊毀其敵船，斷其退路。著李鴻章速速調度。”當晚，李鴻章在左思右想後電令丁汝昌：“如發現少量日艦，必率艦出擊；如不能獲勝，則率領鐵甲艦退往煙台。”但自知早晚一死的丁汝昌已經心灰意冷，他會電李鴻章：“海軍戰敗，沒有退煙之理，唯有船沒人盡而已。”李鴻章對丁汝昌的死活並不關心，讓他念念不忘的是鐵甲艦的命運，畢竟，當時的鐵甲艦相當於現代海軍的航空母艦。他再次電令丁汝昌：“汝既定見，隻有相機妥辦，廷旨望保全鐵艦，能設法保全尤妙。”
日軍大批人馬在榮成灣登陸後，戰術上變得十分簡單，那就是攻占威海衛軍港背後的所有炮台，切斷北洋海軍陸地上的退路，並阻擊增援的陸軍；同時，從海上封鎖軍港的進出要道，最終圍困北洋海軍，達到“甕中捉鱉”的戰術目的。這是典型的“圍點打援”戰法。這將是一場讓日軍聽著就為之振奮的戰役。
就在大批日軍在榮成灣登陸的同時，北洋水師在“定遠”艦上召開了緊急會議。日軍的登陸使得北洋水師陷入了危險之中。丁汝昌的考慮是，如果北洋艦隊出海作戰，那麼日艦航速快，而一旦其主力增援，則北洋海軍更是處境不妙；如果在岸上防守，一旦背後的南北岸炮台失守，北洋水師同樣沒有生路。早在一周前，丁汝昌已經向時任山東巡撫李秉衡發出電函，要求他認真部署兵力，加強陸路防禦。然而，李秉衡根本不懂戰術，不但不集結兵力，反而分兵把守各個關口，分散了原有的兵力。由於海戰失敗而被朝廷責令戴罪立功的丁汝昌知道，李秉衡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把北洋海軍的存亡拋在一邊。這也正印證了俾斯麥的那句經典名言：“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永恒的利益。”當然，李秉衡也有他的理由，就是山東巡撫和直隸總督是平級官員，雙方都無權調動對方的一兵一卒，除非對方是欽差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