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訪談錄發表於香港《二十一世紀》2011年第2期。
梁建東
張隆溪，北京大學西語係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受聘於美國加州大學河濱校區，任比較文學教授。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講座教授。研究範圍包括英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西文學和文化的比較研究；2009年獲得瑞典人文、曆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榮譽，成為二百五十多年來第三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主要中文著作有：《20世紀西方文論述評》、《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闡釋學》、《走出文化的封閉圈》、《中西文化研究十論》、《同工異曲：跨文化閱讀的啟示》、《五色韻母》；英文著作有：The Dao and the Logos：Lib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Mighty Opposites：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vive Study of China； Unexpected Affinities：Reading Across Cultures等。
2009年11月26日至12月3日，張隆溪先生應蘇州大學文學院以及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邀請做了三次精彩講演，涉及中西比較文學、錢鍾書的治學方法以及自然和風景觀念的形成。張先生在蘇期間，我有幸陪同並有數次愉快對談，收獲頗豐。為保持原汁原味，現在整理出來的文稿為談話實錄，未做多餘增減。本文是多次談話中的一部分，主題為對海外漢學的深刻反思。
問：您在美國的時候與漢學家接觸多嗎？
答：我出國比較早，1983年就出去了，在出國之前我對西方的漢學並不了解，幾乎就沒有看過任何漢學家的著作，倒是看過一些錢先生批評漢學家的文章和書評，僅此而已。到了哈佛之後我認識了宇文所安以及其他一些漢學家，但我沒有上過東亞係的課，他們中有些人可能對我有點意見，哈哈……我做研究生的時候在普林斯頓見到了孫康宜，她讓我去耶魯，在她教的課上講一次。我後來去了她家，她先生也姓張，與我是同姓，我們聊得很高興。她先生提議說我們做結拜兄弟，孫康宜後來還常常與別人說我是她的弟弟，我們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誼。另外，在哈佛就認識的艾朗諾（Ronald Egan）教授，是古文和學問都很好的漢學家，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在美國十多年，認識的人不少，其中研究中國的學者當然很多。張光直先生的高足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哈佛是同學，也是老朋友，現在他在UCLA任教。現在在耶魯的還有蘇源熙（Haun Saussy），他是比較文學教授，也研究中國文學，和我從研究生時代就是朋友。
問：漢學在西方一直處於學術體製的邊緣，它的特殊性在哪裏？
答：漢學的特殊性當然就在於中國文化在西方的特殊性。對於西方而言，當然研究西方的文化傳統是學術的核心和主流，而研究中國文化即漢學，不是中心和主流的學問。於是不很懂中國，居然也可以評論中國。一個法國的理論家如果不懂英文卻對英國文化大加評論，不懂德文卻大肆評論德國文學，這都是不可想象的，可一個西方思想家，像德裏達，完全不懂中文卻可以做出關於中國文字的大結論來。老一輩的漢學教授，有些不會講中文，也可以做終身教授，但你能想象在美國大學裏，一個研究法國的美國教授不會講法語，研究德國的教授不會講德語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這背後其實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之間不平衡的關係。當然，這種情形隨著中西之間交往越來越便利，已經有很大改變。很多研究中國新一代的學者們，很多人中文都講得很流利。我認識的漢學家朋友，就有很多這樣的人。
問：很多學者在從事研究的過程中，往往會受到一些西方漢學家的強烈影響，麵對西方漢學研究成果的大量譯介，我們該如何保持清醒的頭腦？
答：在改革開放之前，也就是文革或更早的時期，我們對西方的漢學是完全不了解的，而且也無暇顧及，當時隻覺得西方的研究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或者認為漢學都是資產階級思想。這是當時的一種偏見，可現在另一種傾向又開始出現了，好像凡是外國人寫的書、做的研究就一定是好的。我覺得這兩種極端都是不可取的，國內很多人其實完全不了解國外漢學的狀況，也完全不了解西方學者關於中國研究的具體情況，這是一種理解上的缺失。
在很多時候，西方學者從他們的角度來討論中國問題對我們確實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因此也有了解的必要；但在另一方麵，很多中國人真的有點崇洋媚外，以為凡是洋人說的就是對的，這樣的態度完全是錯誤的。說實話，漢學研究存在著不少問題。當然不是所有的漢學家都很糟糕，也有很好的漢學家，但總的來說，漢學在西方本來就不是學術的中心，它一直處於邊緣位置。打個比方，在中國國內最重要的學問是研究外國的哲學、文學、曆史，還是研究中國自己的哲學、文學和曆史？研究外國的思想固然重要，但它會是中國學者最主流、最中心的研究領域嗎？同樣，在西方，西方學者當然首先是研究自己的哲學、文學和曆史，這才是他們學術的核心，而漢學是在西方研究非西方的文化，自然就會處於邊緣的位置。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在漢學家當中，並不是每一位都很優秀。中國的語言、文字、文學都不是輕易就能掌握的，尤其是古文非常難，西方漢學家首先必須得花很長的時間和精力來學習漢語，學習古文。這樣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他們當中很多人反而對西方自己的文化傳統不太了解。漢學家們常常把中國文化當成是獨特無“比”的，因為他們隻知道這些。雖然他們是西方人，但不一定就很懂得西方的傳統。就像生為中國人，不一定就很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一樣。還有就是西方人長期以來都非常強調文化之間的差異，很多漢學家往往深受這種偏見的影響，就會自然而然地把中國說成是與西方完全不一樣的文化。
相對而言，漢學家是西方人當中最了解中國的，可他們卻常常把中國描述得非常奇怪。宇文所安說中國的語言是自然的，中國詩的意義不是通過比喻來表達的，詩人展現的是一個親身經曆的世界。在他看來“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這樣的詩句，是杜甫真站在那道河岸上寫的，而華茲華斯描繪的倫敦城，卻並不一定是他在某個特定時間、地點見到的實景，因為英文詩的語言並不指向曆史現實，而是引向現實之外，曉示的是超越經驗世界的某種意義。我可以問，那麼“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是不是杜甫真覺得自己變成一隻鳥了呢？你看，他這樣的解釋方式和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語言沒有語法、中國人沒有抽象思維的觀點，其內在邏輯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