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自打1968年7月6日京城六十多個工廠三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紅色思想宣傳隊”，進駐京城各大專院校那一日起，“工宣隊”便在偉大領袖的支持下，迅速接管了京城學校的全麵領導權，在當時，可謂權勢熏、紅極一時。
但是，在紅衛兵組織迅速衰落，並順利解決了派性衝突，結束社會上的混亂局麵之後，盡管“工宣隊”還要參加學校中的鬥、批、改任務，甚至號稱要永遠領導學校，可由於這些抽調來的骨幹工人文化水平實在有限，對於教育工作和進駐單位的業務工作又不熟悉，他們並不能自始至終地全盤掌握住局勢，承擔下這份艱巨的責任。
於是自從1970開始，各處的工宣隊便因為各種各樣失誤、錯誤，乃至內部紛爭等等原因，開始逐漸喪失前些年建立起來的權威和公信力，到最後，“工宣隊”所能掌握的權力越來越，留在所駐單位的人也越來越少。
應該，以胡二奎生趨吉避凶、善於鑽營的眼光，他並不難發覺手中權力日趨衰微的苗頭，可由於他是為躲避陳德元才來的“分指”，即便感覺到了某種緊迫的危機感，在陳德元還主掌煤廠大權的時候，他也不敢輕易調回原廠。
不過好在陳德元197年的時候因工傷去世了，那麼胡二奎自然也就像掙脫了鎖鏈的毛猴兒一樣，重新開始上竄下跳地為自己前程運作起來。
要這子在這一方麵還真是一門兒靈，他靠著這幾年私底下弄的“外快”和爐火純青的“溜須”本領，不僅很快就成功地調回了南橫街煤廠，甚至還重新獲得了“軍代表”的歡心，級別上也被提升了一層，居然撈了個保衛科的副科長幹。
那麼既然有了最高領導的支持，手裏又有了點兒權力，再加上過去的這點兒人脈關係和邪門歪道算計人的本事，緊接著，他便很順利地在煤廠吃“開”了，不但在各處辦公室混得如魚得水，也糊弄得廠裏不少青工為了一點蠅頭利依附於他，竟然很快就在身邊結成了一個以他為主，能量不的利益同盟。
而貪心不足恰恰是人的本性，到了這一步，他自然也就萌生了更多的野心，開始把目光盯準了生產科主任趙豐年的位子。
其實要按理，趙豐年在工人中的威望很高，軍代表也對其相當的信任和依仗，就憑胡二奎這塊隻懂得溜須拍馬、好吃懶做的“胡嘎巴兒”，要想取而代之實在沒多大希望。
可你別看胡二奎沒真本事，那不要緊，他會壞呀，這子竟然懂得聲東擊西、曲線救國的法子。
他找準了機會，借著上級傳達“發展液化石油氣”的新指示，要求下屬煤廠增添一個專門負責這項工作主管領導的機會，在一次大吃大喝的酒桌上，他竟然主動幫趙豐年當起了客。
並且最終還真的做通了以“軍代表”為首的各位廠領導的工作，把趙豐年提拔到了主管液化站和機械生產的副廠長位置上。
那麼自然，趙豐年這麼一動位置，生產科主任的職務也就成了他胡二奎的囊中之物。
不過句實在話，其實胡二奎想幹這個主任，倒不是對抓生產任務的工作有什麼偏好，關鍵是生產科主任管得攤子大，還有一定的自主權與京西門頭溝的煤礦協商原料采購的相關事宜，所以這也就意味著，他一旦坐上這個位子，就能有更多為個人撈好處的機會。
可是好處雖然不少，但吃苦受累也是明擺著的，因為生產科在工作上的艱苦和難題在各個科室中居於首位，而且責任重大，特別是冬，要操心的事兒簡直太多了。
而對於這一點，胡二奎也有自己的算盤。這子為了找個人替自己“背鍋”，便又動了下歪腦筋，十分“厚道”地把熟悉這方麵業務的嚴福海給拉來做了副手。
表麵上是他對於嚴福海的認可和提攜，可實際上，這不過是他找了個替自己擔責任，替他幹活的“長工”罷了。
但恰恰是這麼一來，他卻是又誤打誤撞行了一步妙棋，因為不但趙豐年看在嚴福海的麵子上，再也不出什麼來，他還因此白白落了兩份人情，一個好名聲，可真算得上溜光圓滑，完美無瑕了。
而自此之後，他幹活不用操心，好處拿得一點不落空，那日子簡直美透了。同時又進入一種良性循環，他完全可以用這些私拿的“好處”更加遊刃有餘地討“軍代表”的歡心，和維持與其他部門領導的“友好”關係。
於是慢慢的，他這個生產主任便做的分外如魚得水，一時竟成了徹底壓過趙豐年風頭的煤廠紅人，在一種極不正常的交口稱讚下。漸漸的，他也就把整個生產科，以至於整個煤廠的風氣都給帶壞了。
老實人、踏實人在他手底下吃癟受罪，而那些拍他馬屁，愛討好他的工人，則成為了他有意關照的心腹。
那麼也就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頂替父親名額，解教之後回到煤廠上班的陳力泉，在其手下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待遇了。
當然，在一開始的時候，陳力泉那特殊的履曆，以及超強的體魄，還是對胡二奎有一些威懾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