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三月份非同一般。
隨著春的暖風徐徐吹來，京城發生了三件足以載入史冊的大事兒。
這使得許多民眾逐漸意識到，這座被“運動”禁鎖了十年的城市，開始恢複其原有的活力與色彩了。
第一件事，就是1971年關閉的北海公園和景山公園，經過整修重新對外開放。
從年初開始，路過北海大橋的行人就發現，北海公園裏出現了一群忙忙碌碌的人們。
這些人在收拾搬磚，從北海往景山不停地倒騰那些大磚。
當他們重新把兩個公園道路簡單鋪設好，並從“大眾餐廳”（運動中用名，即‘仿膳’）的地下室裏終於找到了“北海照相部”舊日的匾額之後。
1978年月1日早6點整，關閉了七年的北海公園南大門，終於緩緩打開。
當，公園售票處所麵對的景象簡直匪夷所思，幾乎看不見人臉，能見到的全都是手，以至於必須采用非常的方式售票。
比如一隻拿著錢的手伸進來了，售票員當時就得抓著這隻手不放，然後找了錢拿了票，再直接塞回這隻手裏。因為一旦放開，再遞肯定就分不清了。
總之，那種場麵極為瘋狂。遊客多，窗口，這一下來，幾乎所有售票口玻璃都快被人給掰炸了。
而當這一結束，統計出的數字顯示，共有十三萬京城市民來到了久違的北海公園。
第二件事，是全國科學大會在京城舉行。
大會宣讀了題為《科學的春》書麵講話。偉人在講話中鄭重確認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並還原了知識和知識分子應有的尊嚴。
這對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對激發知識分子的工作積極性，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之後，隨著陳景潤被樹立成標杆，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的精神偶像。在全國幾乎所有的圖書館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大量尋找資料。甚至於《人民日報》除了政治文章，也開始刊登一些關於養牛這類的科普文章。
這些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人們也由此，將1978年的春稱為科學的春。
第三件事，那就是恢複高考之後，京城的各所大學普遍迎來新一批學子們報道的高峰期。
在楊柳發芽，春風蕩漾裏，各路學子喜氣洋洋地踏入了即將就讀的大學校門。
人生有多少次幸福的時刻？如果要去問問這些報道的未來國家棟梁們，這必然是他們人生最幸福的時刻之一。
當然，最後這件事也是與洪衍武的生活牽扯最大的。因為僅他的身邊就出現了四個大學生。
除了壽敬方的兒子壽諍考上了農大生物係。“紅葉”林秋楓考上了中戲的文學係以外。另外兩個大學生全出自福儒裏觀音院。
一個是洪衍武的親二哥，考上首都師範大學經濟係的洪衍文。
至於另一個，那就是西院剃頭匠水庚生的大閨女，考上京城大學新聞係的水清了。
這個年代，誰家要出個大學生等同於封建時代的士人中舉，誰家都認為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兒，肯定四處宣揚，鄰居們也會紛紛登門道賀，豔羨不已。
比如洪家人。自從經過了那次院門口連放六掛千響鞭炮的張揚，洪衍文考上大學的事兒，在福儒裏幾乎無人不曉之後。別街上的熟人再見到洪家人都要客氣幾分，就連毛遠芳都不敢怎麼挑洪家的刺兒了。
這是為什麼？還不是因為這年頭的大學生就跟“大熊貓”似的那麼珍貴。今後前程遠大幾乎是當代所有人的共識。
那麼自然，和洪家人一樣，春節期間，一收到水清的家信，西院老水家一家人也簡直快樂瘋了。為此，水庚生破荒大方了一回，臨時買了兩掛千響長鞭，在家門口好好放了一氣兒。
隻可惜，這日子口兒卻有點不對頭，正趕上全民燃放鞭炮的時候。這錢花得根本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就顯得有點虧了。
所以這個春節裏，水庚生老兩口分頭串門的頻率是最高的。特別是水嬸兒，到了誰家，沒幾句話就得往大閨女身上引。
隻要別人順著話一打聽那就齊了。水嬸兒隨身帶著那封信，立刻就會拿出來好好顯擺一番。
洪家人甚至還聽了，背地裏水嬸兒還有不少踩乎洪家的閑話。
什麼洪衍文考上的大學不行，又是專科，肚子裏的墨水根本比不上她家水清，畢業之後頂多是個窮教員。
而她家的大閨女就不一樣了，不但考上的是全國頂級名牌大學，還是本科，一畢業就是進報社的大記者！
這話確實不讓人受聽，擱一般的人家或許也得針鋒相對甩出什麼難聽的來。可是洪祿承夫婦向以謙和寬厚待人。對此隻是輕描淡寫一笑而過，還特意囑咐了全家人，“為其行之，何必人如”，誰也不許為這點事兒計較。
就這樣，整整一個春節裏，水嬸兒始終得像隻蹦躂的大螞蚱，得意洋洋地活躍在福儒裏的各門各戶裏。幾乎所有的街坊四鄰也都知道了水家出了個“女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