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對於哪一個商人來，社會上的重大變化往往都意味著最大的生意機會。
作為共和國來講，打開國門之後，來到首都的外國人越來越多，這便是當代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這一點對大部分京城人來，其實並不太難感覺到。
因為安門廣場上，故宮前，王府井，使館區這幾個地方，各種膚色的“歪果仁”一直都在與日增多。如果以年來計算，更是以幾何速度來爆炸的。
還有，“京城飯店”、“友誼賓館”這些涉外賓館越來越人滿為患，甚至新開張沒多久的“建國飯店”，入住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聚德全”在京的幾家門店，如今每接待的顧客已經有四成是外國人和港澳同胞，更是充分明了這一點。
隻是感覺到這種變化是一回事，但懂得窮人要和有錢人做買賣這個道理，能清晰地把這個現象與賺錢聯係在一起，卻是另一回事。
整個京城也僅有不多的聰明人，才注意到了這些洋人本質上是一個個流動的錢包。
像倒騰外彙券的“黃牛”們是一批，從外交公寓的外國人手裏“收破爛”的有一批。
也有教外國人漢語的，幫外國人做翻譯的，甚至還有出賣肉體陪外國人睡覺，或是傍著外國人，狐假虎威，行騙懵錢的。
而就是這些聰明人，也沒有一個能像洪衍武這樣獨具慧眼，發現旅遊商品這塊大蛋糕的。
因為實事求是的來講，旅遊商品這個概念在我國一直都是沒有的。
過去，我們對外國人的生活毫無限製，這些傳統玩意也實在沒什麼新鮮的，外國人來到京城，想買這些玩意，隨處可以賣到。
同時我們的商家又一直把古玩、茶葉、絲綢、繡品這些高級商品當成普通的買賣來看待。
隻要進店都是客人，掏錢就夠了，誰管你是出於什麼動機來買呢？
所以也就從未有人把這種特殊的市場需求單獨區分出來過。
但改革開放之後可就全然不同了，改變恰恰從這時開始。
一方麵是共和國對入境的外國人管理嚴格，限製很多，購物、吃飯、住宿都必須在指定地點。
另一方麵，傳統工藝品的生產長期不受重視，在“運動”中日益凋零，民間藝人幾乎不複存在。
而眼下私營經濟的恢複又剛剛才開始起步，重新開始做買賣的操業者甚少。
於是老外在這方麵的需求便很難再得到滿足，一個需求龐大卻幾乎毫無競爭的市場也就這樣形成了。
實際上不少來華夏旅遊的外國人都是“揣著錢來，又揣著錢回去”，還常常會抱怨“華夏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旅遊紀念品的國家，京城是唯一沒有旅遊紀念品的首都”。
以洪祿承的眼光，一經洪衍武提醒，是很容易就看到其中蘊藏的厚利的。
那麼由此可知，洪衍武能“想到”這一點，在他爸爸洪祿承的眼裏，是多麼的“有創意”啊。
事實上，盡管嘴上沒提起過，但老爺子的內心，是很有點自愧不如，相當佩服兒子的。
但反過來呢，談到具體經營和規劃方麵，可就該換成兒子來佩服老子了。
實話，洪衍武也有點本事不假，他自己把其他的幾樣生意不規劃的挺好嗎？
可別忘了，他經營上的優勢主要還是體現在製度製訂和掌控人心上。
額外的一點聰明都體現在了怎麼發現渠道、運用渠道和有效利用現有條件、如何降低成本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