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超為什麼這麼生氣，這麼大動幹戈，這是因為這個丘府管家送給張超一本自傳，王恕的自傳。而這本王恕的自傳是刻印於成化二十二年，當時王恕正好致仕在家，他就把平生詩文整理之後雕版出印。
本來致仕大臣退休了，寫一本自傳誇耀一下平生成就這就十分尋常的，比如程敏政的老丈人李賢就出版了一本自傳，當然他給後人惹不少麻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具體到王恕就完全不同，他不應該出這本自傳。
因為王恕的致仕非常奇葩，不是他自己主動提出的。成化二十二年，憲宗起用傳奉官，王恕進諫更加深切，憲宗愈加不高興。王恕之前已加職太子少保，時逢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上疏請求辭官，憲宗忽然在批文上附上王恕以太子少保退休，朝野群臣得知後大為驚駭。
說白了，王老爺子是被先帝趕走的，所以回到老家陝西三原的王恕心不甘情不願，在這本自傳中有些語句是有很大問題的，比如有幾句話特意被人用紅筆勾出了來，張超就看到王恕在傳記中自比伊尹、周公，另外還有將官員奏疏扣留下來，一概說宮中不回複。
伊尹、周公這兩位都是權臣中的權臣，王恕自比這兩位，那他的心思就值得尋味了，更何況王恕現在是吏部尚書，大明六卿之首。這如果讓弘治皇帝知道了，他該是什麼想法？
問題在於，丘濬給張超這本自傳幹什麼，難不成讓張超上書彈劾王恕，這簡直是把張超當成是傻子了，就算王恕真正罷免了張超，張同誌也隻能捏著鼻子認了，然後灰溜溜的回家，這是兩人的地位和影響力決定的，張超落敗根本是非戰之罪。
張超可以不滿，但絕不能用文字獄的手段進行報複，這種手段一旦使出來，張超就會徹底名聲掃地，一輩子也沒有翻身。因為文字獄是文臣最忌諱的東西，誰沒有寫幾個文字，要是都這麼幹，誰也跑不掉。
張超知道，丘濬和王恕是有矛盾的，而且這個矛盾相當公開。說起來，兩人矛盾的來源似乎有些好笑。弘治皇帝生了兒子，欣喜若狂，就宴請百官。
國人吃個飯都要按官職大小排座位，這一傳統可謂源遠流長。這是等級社會的標誌，與社會製度、職官製度密切相關。
我們常常看到一群西裝革履、一本正經的人走進某酒店包廂，準備入座，“宋局，您上座！”“不不，李主任，張處從部裏來的，隻有他才能坐這裏嘛！”幾個人推來讓去，往往折騰半天。
而實際上，最後該怎麼坐還是怎麼坐。一個接受了現代自由平等觀念的人，常常覺得這樣很無聊。是的，的確無聊。
但在等級森嚴的文化環境裏，座位安排確實很重要，所謂高下有別、尊卑有序，一點兒都含糊不得，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大多數情況下，座位該怎麼安排，當事人都比較清楚，一般不會有什麼異議。但當一種新的製度處在發展變化中時，新、舊的觀念就會起衝突。
丘浚以禮部尚書入內閣為文淵閣大學士，王恕時任吏部尚書，兩人同時加太子太保之銜。那麼這兩位誰大誰小呢。丘濬入閣前，丘濬任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與王恕同為太子太保。王恕作為吏部尚書為六卿首領，所以位在丘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