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傅東聊中國電影
文化
作者：闕政
作為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特別展映單元，“未完成的電影史——戈達爾作品回顧展”為今夏的上海帶來了7部戈達爾經典代表作。除了《法外之徒》、《筋疲力盡》、《阿爾法城》、《周末》、《蔑視》、《狂人皮埃羅》6部名片，戈達爾長達5個小時的紀錄片《電影史》也首次完整登上了大銀幕。
更為難得的是，法國著名電影評論刊物《電影手冊》前主編、戈達爾好友讓-米歇爾·傅東（Jean-Michel Frodon）也受“人文·法國·電影學堂”之邀，親臨《電影史》的放映現場，為觀賞戈達爾提供專業指南。他還在上海大劇院作了一場題為《戈達爾，一個電影作者和憂鬱的曆史學家》的演講。
傅東第一次見到戈達爾是在1985年。那次，他們足足聊了3個小時，聊完之後，傅東問戈達爾：“我明天還能再來嗎？”長達30年的友情就此拉開序幕。戈達爾後來稱他為“用筆工作的導演”。
除了法國電影新浪潮的諸多名將，傅東對中國電影也很熟悉。1986年他第一次來到中國，此後每年都要觀看大量中國影片。2005年時，《電影手冊》曾出版了一本《中國電影》特輯。如今，10年過去，傅東對中國電影的發展，又會怎麼看？
《新民周刊》：10年過去，您覺得中國電影最大的變化在哪裏？
傅東：商業方麵的變化特別明顯——製片、投資都在擴張，電影院和觀眾也越來越多，但這種變化同時也給中國電影的創造力帶來一種窒息感。
《新民周刊》：是指過度追求票房導致商業片的類型特別單一，把藝術片打壓到沒有空間嗎？
傅東：追求票房很好啊，並沒有錯。但中國其實是文化上非常豐富的國家，她可以有更多電影的形式，不隻是動作片、喜劇片。我們不能把票房和創造力當成相對立的東西，而是要追求一些創造性的表現方式，同時也創造票房上的成功。
《新民周刊》：中國初出茅廬的年輕電影人給您的印象是怎樣的？
傅東：《電影手冊》在2005年的那本特刊中講到了許多偉大的中國電影導演，比如陳凱歌、張藝謀……但讓我比較失望的是，這10年來並沒有優秀的新人湧現。我比較喜歡的還是賈樟柯、刁亦男、王兵……我覺得他們是在找另外一種方式，去理解他們生活的世界和變化中的中國。
《新民周刊》：您覺得他們是否更加傾向於關心邊緣人物？
傅東：不，他們關心的就是底層人民，底層人民不是邊緣人物，他們正是中國人的主流。在中國，窮人要比富人多得多。
《新民周刊》：那麼陳凱歌、張藝謀近10年來的創作是否也讓您感覺失望？比如張藝謀正在拍攝中的新片《長城》、陳凱歌的《道士下山》，是否感覺他們離現實越來越遠？
傅東：拍什麼樣的題材並不是關鍵，不管你是拍王子公主，還是道士和尚，就算拍的是中世紀的題材，也可以表現當下世界，主要還是看你拍攝的風格，以及想要表現什麼。
張藝謀給我的感覺是，他一直在做商業的電影，還有一些迎合政府的東西，但有時候他也會做些小製作，非常個人化的，為了他自己。而陳凱歌我已經很久沒有從他身上看到個人化的創造了。
《新民周刊》：您覺得賈樟柯這些年來有沒有在電影技巧上的進步？他的新作《山河故人》有沒有刻意迎合西方電影節口味的地方？
傅東：在我看來賈樟柯可能是最好、最重要的中國導演。他成功地運用了看起來簡單的手段，去表現非常豐富的內容。他的電影裏有我們對現實生活的理解，有那種敏感度，也有他自己的情感。他一直忠實於一開始拍電影時的風格和方式，但每部新作又能有新的東西代入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