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G君是在19年前，當時，他在鄉鎮一個瀕臨倒閉的單位上班，我在臨近的鎮上任公安特派員，手下10位治安聯防隊員，齊刷刷的警式裝備，排成隊兒一站，身高都在1.75米以上————隻有我例外，僅僅1.68米。維持治安，調解民事糾紛，協助政府開展中心工作，是我們的主業；抓賭，沒收煙花炮竹，查禁偽劣產品是我們的副業。副業來錢，單位存折上的阿拉伯數字比春天的嫩芽躥的還快。G君誤以為我那諸侯國有錢，他就可以享受公款吃喝，所以每月必來幾趟，害得我月月手頭不寬裕。
他號稱“淮河一支筆”，說句不敢恭維的話，他的字寫得真不咋地；但他能寫幾首詩歌、幾篇散文，文章曾上過地區報紙副刊。據說他寫詩很動情，有一年冬天，大雪紛飛，他突然撲倒在自家門前，雙手拍打著雪地，口中念念有詞“雪啊，雪啊”，久久不起，一旁的妻子嚇白了臉。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妻子說，我都快變成神經病了，咱們分手吧，兩人雙掌一擊，成交！沒有孩子，沒有財產糾葛，揮一揮手作康橋別狀。
G君二度梅開的時候，我已調往他所在的鄉鎮。妻子小他7歲，初中畢業不久，文靜而端莊，不知是看上他的那份國營企業職工的身份，還是仰慕他怪異的文學追求，反正從我第一次入座他家餐桌，我就看出女孩哀怨的眼神，但沒有想到她會死。
G君離開單位到省城一家內刊當聘用記者的第三年，他的妻子帶著青一塊、紫一塊的暴力傷痕，一條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丟下一個幾歲的小女孩。
此後，G背著攝像機和采訪本越走越遠，走到北京。目前，據說有房有車有學曆，在一個很掙錢又不需要多少成本的研究所，研究“亞太經濟”，一個初中生能有這種成就，十分了得，於是，家鄉的市級電視台為他做了專訪。
前年冬天，我已調至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周日的一天上午，閑而無事，我試著給他發了一條信息，問他是不是G君，他很快回了信息：“是我。好久不見，有些想念，今晚我們研究生班全體同學聚會並會演，如果你在，該多好！”我很興奮，回信息：“誰說我不在北京？！”他間隔了約20多分鍾，打來電話，交代了聚會地點、時間，我從總參軍體大隊通過外甥派了一輛軍車，一行三人，直奔二百裏路的國家圖書館。
聚會的地點是一家洗浴中心。我暈！我倆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他一眼瞥見兩位年輕軍人在我左右，眉頭微微一皺，訕訕地說：“今晚來的都是領導和首長，規定不準司機同席，你看……”我看了一眼我的外甥和司機，外甥很聰明，說：“沒關係，我倆的花費自己結算。”G君又說：“不好意思，最好，你倆到別處就餐，抵在一塊不好……”外甥說：“行。”
不修邊幅的G君，到了京城依舊如故。廉價的外衣，廉價的背包，皺巴巴的皮鞋，我開始懷疑他的真實身份和經濟水平。
我故作輕鬆狀，向他請教了幾個問題：其一，當初，你是如何想起到北京來的？其二，你外語一竅不通卻修了一個碩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是嗎？但我所知，隻有無碩士學位的研究生，才不需要考外語。其三，你在哪個黨校研究“亞太經濟”？你是如何把研究成果轉化成購買房屋和汽車的票子的？他隻回答了我的第一個問題，他說，以前我在省城內刊當聘用記者，下到縣區、市采訪、收版麵費，人們都把我看得高高的，於是我就想，如果到了北京，去省市辦事，豈不更好辦？至於第二、第三個問題，他神秘地低聲道：“講給你聽，你也不懂。老朋友，一會，他們到了，你不要插話，插話不好。”我點頭，笑笑。
天擦黑，來了一位高高瘦瘦的學友，自稱是國家林業局的；近20時，陸陸續續來了三位，一名軍人，一名律師，一名老板，大家都喊G君為“處長”————原來G君一直對外宣稱自己是某某黨校的幹部。大家換上浴衣，每個人操兩個盤子，席地而坐，吃起了自助餐，沒有酒，也沒有氣氛，瞧這同學聚會辦的！此時，我真的想抽身離去，但出於禮貌，還是勉強地咽了幾口飯菜。
我是提前離席的。同他的同學拉拉手，直奔收銀台。G君跟在後麵一路小跑，替我埋單——————65元人民幣。碰巧，我外甥和那位司機軍人也在埋單，他們相互瞅了一眼，都沒言語。
北京的隆冬之夜，真冷！此時，我的心更冷。一路上，我和兩位年輕的總參軍人一言不發。那晚，我失眠了。
又是一個周末，我宴請了那晚遭受冷落，卻又器宇軒昂的兩位軍人，酒桌上，我們不分老幼，平等喝酒，但沒有人喝醉。我的歉意，隻有隨著酒精的擴散，才會挪開我的心窩。
友情是個啥玩意，隻有G君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