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村支書帶著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子，來到光明生產隊，召開了社員大會，宣布這名男子叫常盼春，是個文化人，但思想反動，與人民為敵，需要在農村廣闊的天地裏加以改造，大家要好好監督。
當晚，常盼春夾著一床薄棉被，住進生產隊低矮的牛棚裏。
剛開始接觸群眾，他顯得有些拘謹，成天低垂著眼簾，不敢正眼瞅人，也很少同人敘話，即使有人主動與他攀談，他也總是一問一答，聲音細小得如蚊嚶，每當見到隊長老倔頭，他總是條件反射似地來個立正姿勢，兩手局促不安地在麵前搓來搓去。
一天中午，常盼春埋頭在泥桌子上麵畫“貓蝶戲春”，老倔頭悄悄在他身後看了一會，冷不丁地說了聲：“你會畫撲克嗎？”常盼春驚悸地抬起臉，囁嚅道：“會的，會的，隻是畫得不太好。”老倔頭朗聲一笑：“你不要拉螞蝦過河——牽須，會畫就給俺畫一副。”
幾日後，常盼春把一副撲克牌送到老倔頭手中，老倔頭喜得兩眼眯成一道縫，爽快地從口袋裏掏出一元錢遞給常盼春，常盼春一邊躲閃，一邊退後，手擺得像風中荷花，漲紅著臉連連說：“這怎麼行，舉手之勞……”老倔頭隻得把錢裝回口袋，挽留他在家中吃午飯，常盼春受寵若驚地遵命。
不久，在生產隊大會上，經老倔頭提名，社員集體表決，常盼春被選為記工員，隨後，常盼春搬離牛棚，住進新蓋的一間土坯房內，這間房屋成了事實上的年輕人開心逗樂的場所。
光明生產隊地處偏僻，交通閉塞，世世代代鮮有讀書者，百餘口人僅隊會計念過兩年書，賬本上白字連篇。那年月時興念報紙，這可難壞了隊會計，遇到不認識的字，幹脆就跳過去了，群眾隻有搖頭嗟歎：“這哪叫政治學習呀，簡直是花果山開批鬥會——活逗猴！”隨著時光的流轉，鄉親們已經把當初村書記的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常盼春成了本隊二十九戶人家書信的執筆人，民事糾紛的調解人，隊裏重大決策的參與人，許多次，他以一位有頭有臉的貴賓身份，出入於農家的紅白喜事餐桌上，陪同大隊幹部和小學老師吃飯聊天。
老倔頭的二弟媳翠花與常盼春年齡相仿。她性格開朗，伶牙俐齒，時常與不善言辭的常盼春逗玩笑，偶爾還冒出半葷半素的段子，常盼春時常被弄得滿臉緋紅；他呢，有意無意地拿眼睛偷偷瞟她，有幾次，他直勾勾地隻顧看她，竟把兩個社員的工分記了個張冠李戴，這一切，都被老倔頭看在眼裏，心裏想：這小子，也不能算是一隻好鳥，給點顏料就要開染坊了！
時光荏苒，時間的車輪碾到了1976年的夏天。
這天上午，天上下著大雨，生產隊沒有出工，一群後生跑到常盼春屋裏打撲克，扳手腕，吹牛皮，整個房間鬧翻了天。在追逐嬉鬧中，一個小夥子撞翻了常盼春的紙箱子，驀地，一大卷形象逼真的人物素描畫抖落一地，粗粗一看，幾乎全是翠花的半身像，大家立馬伸長了舌頭，變了臉色，惶惶然作鳥獸散。
中午，老倔頭領著翠花家裏麵的人，一路罵到常盼春屋，翻箱倒櫃，尋找翠花的畫像，並把屋內鍋碗瓢勺一砸幹淨；翠花則滿屋子地追打著常盼春，他的臉上片刻就被抓出幾道血痕。折騰了好一會，老倔頭甩下一段話：“你這個不識抬舉的東西，人麵狐心，你等著，下午大隊民兵就要來逮你，你死都死不掉，哼哼……”
下午的雨似乎更大，風帶著哨音，但絲毫擋不住幾位全副武裝的大隊民兵的工作熱情，他們一踏進常盼春的門，就聞到一股濃烈的農藥味，慌忙往裏趕，見常盼春身著一套潔白的舊西服，靜靜地躺在床上，死了。
1977年1月，一封注有“東南美術學院”的公函寄至光明生產隊，信的大意是：常盼春校長的右派問題已得到平反，要他立即回校主持校務工作。
一年春天，一位長相與翠花酷似的中年婦女，帶著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在常盼春的墳塋前哭得死去活來。
翠花見狀，眼圈一澀，抱頭跑進自家床上。
老倔頭傻傻地站在人群中間，手中還攥著常盼春為他畫的那副撲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