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解放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回顧曆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它促進了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工程的規劃者、設計者、決策者的黨和政府的社會工程思維的大轉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始於1978年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它向思想僵化、教條主義、個人崇拜發起了猛烈攻擊。通過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使黨和人民擺脫了“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樹立了實踐標準的權威，消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發生在國內政治風波和國際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劇變的背景下，圍繞“市場化改革姓社不姓資”等問題展開，以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黨的十四大確定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標誌，向教條化的社會主義思想發起了衝擊。通過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使黨和人民拓展了社會主義的視野，樹立了生產力標準的權威，突破了對社會主義的傳統認識；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是黨的十七大召開前後，圍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為進一步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路徑、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開展了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這次思想解放運動，使黨和人民從對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理論和製度的教條主義（洋教條）的理解中解放出來，更加堅定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和信心。三次思想大解放，有不同的時代主題、曆史內容和所要解決的重大難題，但都從思想觀念上、從思維方式上帶來了巨大的精神解放和創新活力，這突出地表現在它促使黨和政府在有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工程的社會工程思維的轉變方麵。
社會工程思維是存在於社會工程實踐中的獨特致思趨向與思維運作方式，它的核心特征是籌劃性與指向性。社會工程思維的變革動力通常來自兩個方麵，一是精神層麵，由於社會工程主體思想解放、精神自由而激發的思維活力和創新衝動；二是物質層麵，由於社會工程所麵臨的社會問題的日益複雜性，即受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社會工程實踐需求的驅動，社會工程思維活力得以激發。改革開放以來，一次次的思想大解放，空前開放多變的大環境下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所麵臨的複雜形勢，以及錯綜複雜的社會改革難題的挑戰，促使黨和政府的社會工程思維發生了一係列轉變，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1.封閉、靜態型社會工程思維轉變為開放、動態型社會工程思維
改革開放以來，一個多樣化的社會取代了過去單一的社會，一個開放發展的社會取代了過去封閉靜止的社會。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工程的思維，逐漸打破了以往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概念、原則出發，從列寧開創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出發，從世界現有的社會主義運動實踐去籌劃與思考的靜態、封閉性思維，轉變為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原則，從世界曆史發展規律和人類文明演進趨勢，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對比等更加廣闊的視閾去謀劃和思考的動態、開放性思維。例如，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思考――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這種開放、動態性思維的生動體現，再如鄧小平關於“一國兩製”的創造性構想，則是運用這種工程思維的政策設計。這種社會工程思維形式，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更加適應當代空前開放和多元化發展的社會。
2.單極、絕對化、簡單性社會工程思維轉變為多極、辯證綜合、複雜性社會工程思維
過去，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工程的思維，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單極、絕對化思維，例如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為絕對對立的兩極，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把公有製與私有製看作勢不兩立、無法共存，如此等等。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曲折發展，以及國內“四個多樣化”的出現，價值多元化、社會多樣化更加明顯，適應這種多元複雜的社會現實，我們黨確立了多極化、互利共贏、統籌兼顧的辯證綜合性複雜性社會工程思維。例如，把社會主義製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製改革設想，確立了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所有製形式，在協調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多元異質要素上更加注重“統籌兼顧”多個方麵的辯證綜合思維方法，在處理多元化利益主體的關係上更加注重尊重差異、寬容多樣、共存共贏的複雜性係統籌劃與思考。
3.合規律性趨同性社會工程思維轉變為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統一的個性化（藝術性）社會工程思維
社會工程作為人們自覺的社會實踐活動，必須建立在合乎社會發展規律與趨勢的基礎上才能實現。但是，過去我們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理解上過於絕對化，表現在把社會主義的普遍規律等同於普遍模式，把社會規律等同於實現模式（實現形式），忽視了社會規律在具體曆史時空和不同民族國家社會曆史文化境遇中實現的差異性、特殊性與多樣性，忽視了特定民族國家建構社會主義工程中在價值理想和價值選擇上的主體能動性，從而導致了對社會主義建設工程的教條主義、保守主義、唯書唯上不唯實的僵化半僵化思維，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等同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本身，以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為樣板，追求社會主義建設的趨同性思維。改革開放以來，在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深刻反思中，在對蘇東劇變教訓的總結中，在對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潮流的深刻領悟中，我們黨確立了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個性化社會工程思維，依據社會主義普遍規律，從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事實出發，進行個性化思維構建，更加突出了社會主義建設工程中的時代特色、民族特色以及主體價值追求，從而形成了以“中國特色”為鮮明特征的一係列個性化、藝術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工程構建體係，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一整套戰略構想。
4.結構性社會工程思維轉變為功能性社會工程思維
改革開放前，受各種“左”傾思想影響，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工程的思維方式主要表現為一種結構性思維，注重社會主義建設係統內部各方麵、各層次結構上的合理性，例如經濟上的公有製結構，按勞分配形式，政治上共產黨的集中領導，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形式，文化上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高度統一等等，忽視各子係統內部要素的改良及其結構之間的協調、優化組合及整體功能的發揮。經過改革開放的錘煉，以及國際國內複雜實踐的洗禮，近年來我們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建設工程的功能性思維，認為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結構的變化不能代替具體要素的變化以及功能的變化，整個係統的優化有賴於結構與要素的同時演變和係統層麵上的集成創新，因而不再僅僅著眼於社會主義建設內部一定結構的構建，更加注重社會主義建設係統內部各部分、各要素的綜合集成和優化組合，致力於社會主義建設係統整體功能的最優化（即使廣大人民群眾普遍受益和促進人的自由全麵發展）來統籌謀劃各個子係統和要素的關係。從注重社會結構、手段的結構性思維轉變為更加注重社會功能、目的的功能性思維，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工程價值目標的深層把握，體現了黨對社會主義建設工程規律認識的深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工程的這種功能性思維，既反映了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工程上的工程思維創新，也體現了係統科學的思維方式的要求。因為尋求係統的優化是係統科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在係統科學看來，係統的優化設計應著眼於係統整體功能的優化設計，把具體事物放在整個係統的全局來考慮，以整體為主進行協調，促進整體效果的最佳。
5.理想型社會工程思維轉變為求真務實講求實效的實踐型社會工程思維
過去，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工程的思維建構表現為一種理想化傾向，把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大二公三純四平均”，不考慮現實約束條件，試圖按社會主義的理想狀態進行現實建構。這種美好的願望因為完全脫離實際，操作性差，導致了實踐上的挫折與失敗。改革開放後，在汲取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曆經多次思想大解放的洗禮，我們黨確立了求真務實講求實效的實踐型社會工程思維，麵向現實，從時代實際國情實際黨情實際出發，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工程的思維謀劃，提出了一係列更加符合實際的社會工程設想。例如，改革開放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構想與推廣，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所有製形式的施行，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等等就是這種實踐型社會工程思維的突出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