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讓巨龍騰飛
中國與世界
作者：陸瑾
在經曆了近代西方國家的殖民掠奪和巴列維國王時期的“全盤西化”之後，伊朗人更多關注和了解東西方經濟發達國家。20多年前去過伊朗的中國人，很多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曆：在德黑蘭大街上行走時，熱情開朗的伊朗人總喜歡問“你是哪國人？”如果讓他們猜，他們會從日本開始，一直數到泰國、越南都不會想到中國。即使有人能夠從記憶中搜索出關於中國的信息，最多也就是“遙遠、貧窮、落後”這類詞彙。最近十年，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無論是在首都德黑蘭還是其他一些大中城市，碰到亞洲麵孔，很多伊朗人都會直接問：“中國人？”穿梭於大街小巷的中國品牌摩托車和汽車、由中國公司承建的地鐵和城鐵、市場上琳琅滿目的中國商品，這些隨處可見的“中國製造”不僅直接消除了伊朗民眾對中國的陳腐印象，而且激發了他們深層次了解中國快速發展緣由的興趣。但是，在伊朗關於中國方麵的書籍屈指可數。2010年，伊朗前駐華大使範仁東·瓦迪內賈博士、阿波法·歐拉馬義博士和沙哈朗·格斯左德合著的《耐心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出版發行，並於次年再版，較好地滿足了伊朗各層次讀者希望更多了解中國的願望。
龍的耐心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東歐國家政權更迭、製度改變，蘇聯解體。為什麼同是社會主義製度國家的中國能夠通過改革成功地躋身於世界工業大國之列？《耐心龍》一書“努力展開一個符合中國現狀的新視野”，讓讀者從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耐心龍》把曆史積澱和文化認同歸結為中國今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作者看來，中華文明與其他古老文明的本質區別在於，中國的文明和文化在4000多年的曆史長河中延續未斷；中國曆代統治者都致力於培植、保護和強化其核心元素。中國曆史和思想的悠久與連貫孕育了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品性，使其在新時期到來時總是以新內容、新形式展現出新的活力。因此，要讀懂中國現狀和尋求其變化根源，必須了解中國悠久的曆史和傳統文化。
基於這種認識，全書用近半的篇幅講述了從夏朝建立至辛亥革命勝利的3000多年間中國政治製度和思想文化的演變過程，並總結了中國古代曆史階段兩個貫穿始終的特點。其一，北部邊界長期遭受外族侵擾，中國曆代統治者都重視建立強大的軍隊和防禦體係，但對外部關注和需求較少，國內事務總是放在首位。由於周邊不存在強勢文明，中國人對本文明圈中的其他民族表現出很強的優越感，直到19世紀被洋槍洋炮打敗，中國的統治者們才開始正視世界的變化。其二，中國古代思想家，如孔子的思想地位和影響在曆朝曆代都很重要，被作為治理國家和社會的依據以及古代選拔官員的標準，在蒙古族、滿族這些非漢族統治時期亦如此。儒家思想不僅糅合了中國其他流派的思想，而且吸納了佛教、道教的精華，因而變得博大精深和經久不衰。至今仍能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清楚地看到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和反映。
龍的騰飛
《耐心龍》把中國共產黨的非凡和領導層的睿智歸結為中國今日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雖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他們成長於中國傳統社會，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傳統習俗和價值觀的影響。因此，最終他們要給馬克思主義穿上中國的外衣，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的思想根源不僅源於馬克思主義而且源於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因此才會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政治術語。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在尋找適合中國的發展模式過程中，走過很多彎路，也有過無數次的失敗，但能夠自我糾錯。
《耐心龍》以分析對比方式為讀者揭示了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奧秘和經驗。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改變了毛澤東時代的方針政策，用“發展經濟”取代“階級鬥爭”；打破大鍋飯和絕對平均主義，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把保護私有財產寫進憲法等，但鄧小平同時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是社會主義體製內的改革，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第三、第四代領導人繼續鄧小平的改革道路，麵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