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原設在三個地區的高師班合並到師大，師大有了全省最強大的學生創作陣容。隨著創作群體的擴大，我們幾個朋友商量著得有個陣地呀，好把大家凝聚起來，就於當年11月創辦了詩刊《我們》。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我們在封麵加了個副標題“大學生習作集”。但麻煩還是來了，係總支主要領導把我叫去，讓把所有刊物交到係上，一本也不許向外散發。適逢《飛天》“大學生詩苑”於1981年2月創刊，創刊號發了全國八位在校大學生的詩歌，劉芳森、於進、崔桓和我的作品也在其中。更沒有料到的是，《青海湖》從這期《我們》中一次就選發了12個同學的13首詩歌。作品自己說了話，《我們》的身份這才合法化了。
前麵說過，那絕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人人都想幹些事情。吳辰旭、老鄉、高戈他們當時還年輕，成立了一個全省性的文學社團——甘肅省青年詩歌學會。相應地，催生了甘肅省青年詩歌學會甘肅師大分會。大家推選我擔任會長，《我們》遂成為會刊。後因為不讓跨行業跨地區成立民間社團，甘肅師大分會遂改為甘肅師大青年詩歌學會。1996年，為了作者的廣泛性，詩歌學會改名為文學聯合會，會刊《我們》名字沒有變，一直延續至今。
我們當時的校園文學活動搞得風風火火，與我們的兩位顧問老師很有關係。孫克恒老師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就是北大詩社的中堅，1957年分配到蘭州高校，後來一直在師大工作。從百花詩社時，孫老師就是我們的顧問。他經常給我們做詩歌學術報告，對我們的作品悉心評點、指導。後來，九葉詩人唐祈先生也調到了師大。唐先生20世紀50年代就擔任《人民文學》小說散文組組長，《詩刊》創刊後任《詩刊》編輯，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流落到北大荒，後又下放江西崇義山區。三中全會後落實政策，回到中國作協，恰遇在甘肅師大任副校長的蘭州故舊樊大畏。樊當年在蘭州從事地下黨工作，唐祈是搞進步劇運的學生。樊校長邀請唐先生到甘肅師大工作，唐祈也很懷念青年時學習、工作過的蘭州，於是就到了甘肅師大。唐祈先生也是我們的顧問，給我們作學術報告，講西方現代派，講中國40年代的詩歌，給偏遠的蘭州送來一股新鮮的風。每期的《我們》，先生都細細閱過，並且在一些詩句下麵畫線圈點，當麵指出好在哪裏，不足是什麼。現在想起來真是幸運，在課堂學習之外，又從兩位顧問老師那裏受到那麼多教益。
《飛天·大學生詩苑》創辦於蘭州，我們可謂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可以到編輯部當麵聆聽老師的指點，聽他們對大學生詩歌的看法。那時候，我們一天想著的就是創新。記得有一次張老師和我們閑談起“大學生詩苑”的來稿，說：“大學生的詩歌都比較朦朧，甘肅師大的稿子是最朦朧的。”詩苑的選稿是非常嚴格的，特別是對在詩苑已經發過作品的作者要求更高，逼著你要長進。我在“大學生詩苑”發過兩次詩歌，大學畢業後在“詩苑之友”又發表了一組散文詩《趕路人的傳說》。“詩苑之友”是1983年5月創刊的，也是張書紳老師編輯的，創辦的初衷大概是要對大學生作者們“扶上馬再送一程”，也有對大學生詩歌創作作一些追蹤觀察的意思。
接替張書紳老師主持“大學生詩苑”的是老鄉，接下來是辛曉玲，後來是郭曉琦，一茬茬傳下來，“詩苑”的旗幟高高飄揚到今天。“大學生詩苑”的編輯老師們，對大學生作者培養的責任真是盡到家了。“大學生詩苑”在大學生中，特別是在80年代的大學生中影響是巨大的。公劉和謝冕先生都為“大學生詩苑”寫過專論。《飛天》幾任主編、編輯和關心大學生創作的老師們的心血沒有白費，從“詩苑”走出去的很多作者，成了新時期、新世紀中國詩壇的中堅，不少人成了領軍人物，包括詩歌創作界，也包括詩歌批評、詩歌理論界。回望30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情，總讓我們感情激蕩，心懷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