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
題記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製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麵，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隻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隻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麵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誌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麵上卻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隻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讚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製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隨感錄二十五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麵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麵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隻要生，不管他好不好，隻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隻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隻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為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家夥，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Ｏｔ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隻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為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隻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隻要“人”之父！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署名唐俟。)三十三
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羼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例如一位大官做的衛生哲學，裏麵說——
“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
故臍下腹部最為重要，道書所以稱之曰丹田。”
用植物來比人，根須是胃，臍卻隻是一個蒂，離了便罷，有什麼重要。但這還不過比喻奇怪罷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響於血液，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取其所培養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據我所曉得的，是Ｋｏｃｈ博士發見（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發見，創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發明）了真虎列拉菌；別人也發見了一種，Ｋｏｃｈ說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後來沒有病，便證明了那人所發見的，的確不是病菌。如今顛倒轉來，當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豈不危險已極麼？
搗亂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圖說》。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亂作一團，又密密的插入鬼話。他說能看見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見的“地球星”，雖與我們所曉得的無甚出入，一到別的星係，可是五花八門了。因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領在科學家之上。他先說道——
“今科學家之發明，欲觀天文則用天文鏡……然猶不能持此以觀天堂地獄也。究之學問之道如大海然，萬不可入海飲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雖然也分不出發見和發明的不同，論學問卻頗有理。但學問的大海，究竟怎樣情形呢？他說——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蓋壓之。若遇某星球將壞之時，即去某星球之水晶蓋，則毒火大發，焚毀民物。”
“眾星……大約分為三種，曰恒星，行星，流星。……據西學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萬，以小子視之，不下七千萬萬也。……行星共計一百千萬大係。……流星之多，倍於行星。……其繞日者，約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裏。”
“日麵純為大火。……因其熱力極大，人不能生，故太陽星君居焉。”
其餘怪話還多；但講天堂的遠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記》，講地獄的也不過鈔襲《玉曆鈔傳》。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還有感慨的話，說科學害了人。上麵一篇“嗣漢六十二代天師正一真人張元旭”的序文，尤為單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聯軍之禍，幾至國亡種滅，識者痛心疾首，固已極矣。又適值歐化東漸，專講物質文明之秋，遂本科學家世界無帝神管轄，人身無魂魄輪回之說，奉為國是，俾播印於人人腦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絕矣。敬畏絕而道德無根柢以發生矣！放僻邪侈，肆無忌憚，爭權奪利，日相戰殺，其禍將有甚於拳匪者！……”
這簡直說是萬惡都由科學，道德全靠鬼話；而且與其科學，不如拳匪了。從前的排斥外來學術和思想，大抵專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擊佛教的人，往往說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現在沒有皇帝了，卻尋出一個“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紹興《教育雜誌》裏麵，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學無甯偏重道德》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諱的論文，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