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自由書
前記
這一本小書裏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裏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鬱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回避創造社裏的人物。這也不隻因為曆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麵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麵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裏，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裏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裏的第一篇《崇實》；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幹”，有時也用“幹”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麵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呐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麵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隻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製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製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隻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都是做著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於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麼關係。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裏，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於上海寓廬，魯迅記。觀鬥
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們鬥爭。
最普通的是鬥雞，鬥蟋蟀，南方有鬥黃頭鳥，鬥畫眉鳥，北方有鬥鵪鶉，一群閑人們圍著呆看，還因此賭輸贏。古時候有鬥魚，現在變把戲的會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東方雜誌》，才知道金華又有鬥牛，不過和西班牙卻兩樣的，西班牙是人和牛鬥，我們是使牛和牛鬥。
任他們鬥爭著，自己不與鬥，隻是看。
軍閥們隻管自己鬥爭著，人民不與聞，隻是看。
然而軍閥們也不是自己親身在鬥爭，是使兵士們相鬥爭，所以頻年惡戰，而頭兒個個終於是好好的，忽而誤會消釋了，忽而杯酒言歡了，忽而共同禦侮了，忽而立誓報國了，忽而……。不消說，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來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們玩把戲，隻是看。
但我們的鬥士，隻有對於外敵卻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雲。
“不抵抗”在字麵上已經說得明明白白。“負弩前驅”呢，弩機的製度早已失傳了，必須待考古學家研究出來，製造起來，然後能夠負，然後能夠前驅。
還是留著國產的兵士和現買的軍火，自己鬥爭下去罷。中國的人口多得很，暫時總有一些孑遺在看著的。但自然，倘要這樣，則對於外敵，就一定非“愛和平”不可。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逃的辯護
古時候，做女人大晦氣，一舉一動，都是錯的，這個也罵，那個也罵。現在這晦氣落在學生頭上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
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麼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為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
驗屍之後，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我實在不懂。
誰發一句質問，誰提一句抗議呢？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一年以來，好了，總算安靜了。但不料榆關失了守，上海還遠，北平卻不行了，因為連研究室也有了危險。住在上海的人們想必記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研究室裏還坐得住麼？
北平的大學生是知道的，並且有記性，這回不再用頭來“碰”刺刀和槍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卻發明了一種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這正是這幾年來的教育顯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來罵了。童子軍還在烈士們的挽聯上，說他們“遺臭萬年”。
但我們想一想罷：不是連語言曆史研究所裏的沒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麼？不是學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備的飛機麼？能用本國的刺刀和槍柄“碰”得瘟頭瘟腦，躲進研究室裏去的，倒能並不瘟頭瘟腦，不被外國的飛機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麼？
阿彌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申報·自由談》。)崇實
事實常沒有字麵這麼好看。
例如這《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現在叫作《自由談》，總算我們是這麼自由地在這裏談著。
又例如這回北平的遷移古物和不準大學生逃難，發令的有道理，批評的也有道理，不過這都是些字麵，並不是精髓。
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禹是一條蟲，那時的話我們且不談罷，至於商周時代，這地方卻確是已經有了的。為什麼倒撇下不管，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大學生雖然是“中堅分子”，然而沒有市價，假使歐美的市場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會裝了箱子，用專車和古物一同運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國銀行的保險櫃子裏藏起來的。
但大學生卻多而新，惜哉！
費話不如少說，隻剝崔顥《黃鶴樓》詩以吊之，曰——
闊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複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
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
一月三十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電的利弊
日本幕府時代，曾大殺基督教徒，刑罰很凶，但不準發表，世無知者。到近幾年，乃出版當時的文獻不少。曾見《切利支丹殉教記》，其中記有拷問教徒的情形，或牽到溫泉旁邊，用熱湯澆身；或周圍生火，慢慢的烤炙，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卻將火移遠，改死刑為虐殺了。
中國還有更殘酷的。唐人說部中曾有記載，一縣官拷問犯人，四周用火遙焙，口渴，就給他喝醬醋，這是比日本更進一步的辦法。現在官廳拷問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遺下的方法，或則是古今英雄，所見略同。曾見一個囚在反省院裏的青年的信，說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髒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釋放亦不免於死雲雲。此人是陸軍學生，不明內髒構造，其實倒掛灌鼻，可以由氣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卻不能進入心中；大約當時因在苦楚中，知覺瞀亂，遂疑為已到心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