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
盛氏的祖宗積德很厚，他們的子孫就舉行了兩次“收複失地”的盛典：一次還是在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治下，一次就在當今國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時候，說盛宣懷是第一名的賣國賊，將他的家產沒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後，就發還了。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袁世凱是“物傷其類”，他自己也是賣國賊。不是年年都在紀念五七和五九麼？袁世凱簽訂過二十一條，賣國是有真憑實據的。
最近又在報上發見這麼一段消息，大致是說：“盛氏家產早已奉命歸還，如蘇州之留園，江陰無錫之典當等，正在辦理發還手續。”這卻叫我吃了一驚。打聽起來，說是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初到滬寧的時候，又沒收了一次盛氏家產：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紳”，紳而至於“劣”，再加上賣國的舊罪，自然又該沒收了。可是為什麼又發還了呢？
第一，不應當疑心現在有賣國賊，因為並無真憑實據——現在的人早就誓不簽訂辱國條約，他們不比盛宣懷和袁世凱。第二，現在正在募航空捐，足見政府財政並不寬裕。那末，為什麼呢？
學理上研究的結果是——壓迫本來有兩種：一種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種是無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還高利貸，交田租之類；這種壓迫的“理”寫在布告上：“借債還錢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納稅乃千古不易之成規。”無理的，就是沒收盛宣懷的家產等等了；這種“壓迫”巨紳的手法，在當時也許有理，現在早已變成無理的了。
初初看見報上登載的《五一告工友書》上說：“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我也是吃了一驚的。這不是提倡階級鬥爭麼？後來想想也就明白了。這是說，無理的壓迫要反對，有理的不在此例。至於怎樣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說：“必須克苦耐勞，加緊生產……尤應共體時艱，力謀勞資間之真誠合作，消弭勞資間之一切糾紛。”還有說“中國工人沒有外國工人那麼苦”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沒有大驚小怪地叫起來，天下的事情總是有道理的，一切壓迫也是如此。何況對付盛宣懷等的理由雖然很少，而對付工人總不會沒有的。
五月六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丁萌。)王化
中國的王化現在真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的了。
溥儀的弟媳婦跟著一位廚司務，卷了三萬多元逃走了。於是中國的法庭把她緝獲歸案，判定“交還夫家管束”。滿洲國雖然“偽”，夫權是不“偽”的。
新疆的回民鬧亂子，於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離失所了，於是特別組織“蒙古王公救濟委員會”。
對於西藏的懷柔，是請班禪喇嘛誦經念咒。
而最寬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廣西對付瑤民的辦法。據《大晚報》載，這種“寬仁政策”是在三萬瑤民之中殺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飛機到瑤洞裏去“下蛋”，使他們“驚詫為天神天將而不戰自降”。事後，還要挑選瑤民代表到外埠來觀光，叫他們看看上國的文化，例如馬路上，紅頭阿三的威武之類。
而紅頭阿三說的是：勿要嘩啦嘩啦！
這些久已歸化的“夷狄”，近來總是“嘩啦嘩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時候，“東麵而征西夷怨，南麵而征北狄怨。”這原是當然的道理。
不過我們還是東奔西走，南征北剿，決不偷懶。雖然勞苦些，但“精神上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等到“偽”滿的夫權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濟了，喇嘛的經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瑤民“不戰自降”了，還有什麼事可以做呢？自然隻有修文德以服“遠人”的日本了。這時候，我們印度阿三式的責任算是盡到了。
嗚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
五月七日。
這篇被新聞檢查處抽掉了，沒有登出。幸而既非瑤民，又居租界，得免於國貨的飛機來“下蛋”，然而“勿要嘩啦嘩啦”卻是一律的，所以連“歡呼”也不許，——然則惟有一聲不響，裝死救國而已！
十五夜記。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論語》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幹。)天上地下
中國現在有兩種炸，一種是炸進去，一種是炸進來。
炸進去之一例曰：“日內除飛機往匪區轟炸外，無戰事，三四兩隊，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隊飛宜黃以西崇仁以南擲百二十磅彈兩三百枚，凡匪足資屏蔽處炸毀幾平，使匪無從休養。……”（五月十日《申報》南昌專電）
炸進來之一例曰：“今晨六時，敵機炸薊縣，死民十餘，又密雲今遭敵轟四次，每次二架，投彈盈百，損害正詳查中。……”（同日《大晚報》北平電）
應了這運會而生的，是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和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
這也是對於“非安內無以攘外”或“安內急於攘外”的題目，做出來的兩股好文章。
住在租界裏的人們是有福的。但試閉目一想，想得廣大一些，就會覺得內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敵軍在天上，沒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損害正詳查中”，而太平之區，卻造起了寶塔。釋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此之謂也。
但又試閉目一想，想得久遠一些，可就遇著難題目了。假如炸進去慢，炸進來快，兩種飛機遇著了，又怎麼辦呢？停止了“安內”，回轉頭來“迎頭痛擊”呢，還是仍然隻管自己炸進去，一任他跟著炸進來，一前一後，同炸“匪區”，待到炸清了，然後再“攘”他們出去呢？……
不過這隻是講笑話，事實是決不會弄到這地步的。即使弄到這地步，也沒有什麼難解決：外洋養病，名山拜佛，這就完結了。
五月十六日。
記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養病，背脊生瘡，名山上拜佛，小便裏有糖，這就完結了。”
十九夜補記。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幹。)保留
這幾天的報章告訴我們：新任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的專車一到天津，即有十七歲的青年劉庚生擲一炸彈，犯人當場捕獲，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遂於次日綁赴新站外梟首示眾雲。
清朝的變成民國，雖然已經二十二年，但憲法草案的民族民權兩篇，日前這才草成，尚未頒布。上月杭州曾將西湖搶犯當眾斬決，據說奔往賞鑒者有“萬人空巷”之概。可見這雖與“民權篇”第一項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卻很合於“民族篇”第二項的“發揚民族精神”。南北統一，業已八年，天津也來掛一顆小小的頭顱，以示全國一致，原也不必大驚小怪的。
其次，是中國雖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電，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題字之外，總有許多“童子愛國”，“佳人從軍”的美談，使壯年男兒索然無色。我們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到得老年，才又脫盡暮氣，據訃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則十七歲的少年而來投擲炸彈，也不是出於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這一節，因為這就是所謂賣國。二十年來，國難不息，而被大眾公認為賣國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雖然他們後來依然逍遙自在。至於少年和兒童，則拚命的使盡他們稚弱的心力和體力，攜著竹筒或撲滿，奔走於風沙泥濘中，想於中國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幹次數了。雖然因為他們無先見之明，這些用汗血求來的金錢，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愛國之心是真誠的，賣國的事是向來沒有的。
不料這一次卻破例了，但我希望我們將加給他的罪名暫時保留，再來看一看事實，這事實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掛著的頭顱還未爛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誰是賣國者。
從我們的兒童和少年的頭顱上，洗去噴來的狗血罷！
五月十七日。
這一篇和以後的三篇，都沒有能夠登出。
七月十九日。再談保留
因為講過劉庚生的罪名，就想到開口和動筆，在現在的中國，實在也很難的，要穩當，還是不響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舉幾個例在這裏——
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Ｑ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裏麵。然而到得今年，有幾個人就用“阿Ｑ”來稱他自己了，這就是現世的惡報。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說反對者是拿了盧布的，所以在學界搗亂。然而過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為主任，靠俄款享福，聽到停付，就要力爭了。這雖然是現世的善報，但也總是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不過用筆的人，即使小心，也總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則如各報章上，“敵”呀，“逆”呀，“偽”呀，“傀儡國”呀，用得沸反盈天。不這樣寫，實在也不足以表示其愛國，且將為讀者所不滿。誰料得到“某機關通知：禦侮要重實際，逆敵一類過度刺激字麵，無裨實際，後宜屏用”，而且黃委員長抵平，發表政見，竟說是“中國和戰皆處被動，辦法難言，國難不止一端，亟謀最後挽救”（並見十八日《大晚報》北平電）的呢？……
幸而還好，報上果然隻看見“日機威脅北平”之類的題目，沒有“過度刺激字麵”了，隻是“漢奸”的字樣卻還有。日既非敵，漢何雲奸，這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漏洞。好在漢人是不怕“過度刺激字麵”的，就是砍下頭來，掛在街頭，給中外士女欣賞，也從來不會有人來說一句話。
這些處所，我們是知道說話之難的。
從清朝的文字獄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誰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隻要撮取報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經過敏，豫先改稱為“上國”或“天機”的。
五月十七日。“有名無實”的反駁
新近的《戰區見聞記》有這麼一段記載：
“記者適遇一排長，甫由前線調防於此，彼雲，我軍前在石門寨，海陽鎮，秦皇島，牛頭關，柳江等處所做陣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萬元，木材重價尚不在內……艱難締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傳出，即行後退，血汗金錢所合並成立之陣地，多未重用，棄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將軍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額手相慶……結果心與願背。不幸生為中國人！尤不幸生為有名無實之抗日軍人！”（五月十七日《申報》特約通信。）
這排長的天真，正好證明未經“教訓”的愚劣人民，不足與言政治。第一，他以為不抵抗將軍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著下台了。這是不懂邏輯：將軍是一個人，而不抵抗是一種主義，人可以下台，主義卻可以仍舊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為化了三四十萬大洋建築了防禦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總算還好，他沒有想到進攻）。這是不懂策略：防禦工程原是建築給老百姓看看的，並不是教你死守的陣地，真正的策略卻是“誘敵深入”。第三，他雖然奉令後退，卻敢於“痛心”。這是不懂哲學：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額手稱慶”，實在高興得太快了。這是不懂命理：中國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癡呆的排長，難怪他連叫兩個“不幸”，居然自己承認是“有名無實的抗日軍人”。其實究竟是誰“有名無實”，他是始終沒有懂得的。
至於比排長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說，他們隻會“打開天窗說亮話，咱們弟兄，處於今日局勢，若非對外，鮮有不嘩變者”（同上通信）。這還成話麼？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以前我總不大懂得這是什麼意思：既然連敵國都沒有了，我們的國還會亡給誰呢？現在照這兵士的話就明白了，國是可以亡給“嘩變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