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鬥》第二卷第二期。)《豎琴》前記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於文字上，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也將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產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紮。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為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著“自我表現”的口號，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著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裏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著一標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閑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閑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於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著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著。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著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於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ＤSＭｅｒｅｚｈｉ－ｋｏｖｓｋｉ ｉ ZＮHｉｐｐｉｕｓ），庫普林（ＡＩKｕｐｒｉｎ），蒲寧（ＩＡＢｕｎｉｎ），安特來夫（ＬＮＡｎｄｒｅｅｖ）之流的逃亡，阿爾誌跋綏夫（ＭＰＡｒｔｚｙｂａｓｈｅｖ），梭羅古勃（Ｆｉｏｄｏｒ Sｏｌｏｇｕｂ）之流的沉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隻剩了勃留梭夫（Ｖａｌｅｒｉ Ｂｒｉｕｓｏｖ），惠壘賽耶夫（ＶＶｅｒｅｓａｉｅｖ），戈理基（Ｍａｘｉｍ Gｏｒｋｉ），瑪亞珂夫斯基（ＶＶＭａｙａｋｏｖｓｋｉ）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曆舍·托爾斯泰（Ａｌｅｋｓｅｉ ＮＴｏｌｓｔｏｉ）。此外也沒有什麼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內戰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隻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年頃，新經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複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S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ü－ｄｅｒ）。
這一派的出現，表麵上是始於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拉“藝術府”裏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麼？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製主義者。我隻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於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讚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卻確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卷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於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曆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栗，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讬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於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於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別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著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異的。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讚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於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至於各個作者的略傳，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都寫在卷末的《後記》裏，讀者倘有興致，自去翻檢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迅記於上海。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豎琴》。)論“第三種人”
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裏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誌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我在這裏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於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板，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麼？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麵克服著，一麵進軍著，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並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著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於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產階級的走狗”麼？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隻從壞處著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曆，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麼？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裏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為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於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它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才於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托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為“第三種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於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於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托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為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裏是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的連環圖畫麼？而且是為了那時的“現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