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通信
黴江先生：
如果“叛徒”們造成戰線而能遇到敵人，中國的情形早已不至於如此，因為現在所遇見的並無敵人，隻有暗箭罷了。所以想有戰線，必須先有敵人，這事情恐怕還遼遠得很，若現在，則正如來信所說，大概連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對於《語絲》的責任，隻有投稿，所以關於刊載的事，不知其詳。至於江先生的文章，我得到來信後，才看了一點。我的意見，以為先生太認真了，大約連作者自己也未必以為他那些話有這麼被人看得值得討論。
先生大概年紀還青，所以竟這樣憤慨，而且推愛及我，代我發愁，我實在不勝感謝。這事其實是不難的，隻要打聽大學教授陳源（即西瀅）先生，也許能夠知道章士釗是否又要“私稟執政”，因為陳教授那裏似乎常有“流言”飛揚。但是，這不是我的事。
魯迅。九月一日。
【備考】：
來信
魯迅先生：
從近來《現代評論》之主張單獨對英以媚親日派的政府，侮辱學界之驅章為“打學潮糊塗賬”以媚教育當局，罵“副刊至少有產生出來以備淘汰的價值”以侮辱“青年叛徒”及其領導者，藉達其下流的政客式的學者的拍賣人格的陰謀等等方麵看來，我們深覺得其他有良心的學者和有人格的青年太少，太沒有責任心，太怯懦了！從它的消售數目在各種周刊之上看（雖然有許多是送看的），從它的頁數增加上看，我們可以知道卑汙惡濁的社會裏的讀者最歡迎這類學術界中的《紅》，《半月》或《禮拜六》。自從《新青年》停刊以後，思想界中再沒有得力的鐮幟鮮明的衝鋒隊了。如今“新青年的老同誌有的投降了，有的退伍了，而新的還沒練好”，而且“勢力太散漫了。”我今天上午著手草《聯合戰線》一文，致猛進社，語絲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國的叛徒們的，目的是將三社同人及其他同誌聯合起來，印行一種刊物，注全力進攻我們本階級的惡勢力的代表：一係反動派的章士釗的《甲寅》，一係與反動派朋比為好的《現代評論》。我正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Ｎ君拿著一份新出來的《語絲》，指給我看這位充滿“阿Ｑ精神”兼“推敲大教育家”江紹原的“小雜種”，裏麵說道，“至於民報副刊，有人說是共產黨辦的。”江君翻打自己的嘴巴，亂生“小雜種”，一被謔於米先生（見京報副刊），再見斥於作《阿Ｑ的一點精神》（見民報副刊）的辛人，老羞成怒，竟遷怒到民副記者的身上去了。最巧妙的是江君偏在不入大人老爺之×（原刊不清）的語絲上詭譎地加上“有人說”三個字。Ｎ君××（原刊不清）“大約這位推敲大家在共出十五期的民副上，曾推出一句共產的宣來同而睡，（原刊如此）時對於這位歸國幾滿三年，從未作過一句宣傳的文章，從未加入任何政黨，從未卷入任何風潮，從未作任何活動的民副記者——一個頹廢派詩人梭羅古勃的愛慕者，也終不能查出共產黨的證據，所以隻能加上‘有人說’三字，一方麵可以擺脫責任，一方麵又可造謠。而拈鬮還湊巧正拈到投在語絲上……”我於是立刻將我的《聯合戰線》一文撕得粉碎；我萬沒想到這《現代評論》上的好文章，竟會在《語絲》上刊出來。實在，在這個世界上誰是誰的夥伴或仇敵呢？我們永遠感受著胡亂握手與胡亂刺殺的悲哀。
我看你們時登民副記者的文章，那末，你不是窩藏共產黨的（即使你不是共產黨）麼？至少“有人說”你是的。章士釗褫你的職還不足以泄其憤吧，謹防著他或者又會“私稟執政”把你當亂黨辦的。一笑。
下一段是Ｎ君仿江紹原的“小雜種”體編的，我寫的——
“……胡適之怎樣？……想起來了，那位博士近來盛傳被‘皇上’‘德化’了，招牌怕不香吧。
“陳西瀅怎樣？……聽說近來被人指為‘英日帝國主義者和某軍閥的走狗章士釗’的‘黨徒’……
“至於江紹原，有人說他是一般人所指為學者人格拍賣公司現代評論社的第□支部總經理。……”。
本函倘可給莽原補白，尚祈教正，是荷。
黴江謹上。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癡華日奄》題記
嚐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明徐元太輯《喻林》，頗加搜錄，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經，以譬喻為名者，亦可五六種，惟《百喻經》最有條貫。其書具名《百句譬喻經》；《出三藏記集》雲，天竺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鈔出譬喻，聚為一部，凡一百事，為新學者，撰說此經。蕭齊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說法者，本經雲，“如阿伽陀藥，樹葉而裹之，取藥塗毒竟，樹葉還棄之，戲笑如葉裹，實義在其中”也。王君品青愛其設喻之妙，因除去教誡，獨留寓言；又緣經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癡華鬘》竟”語，即據以回複原名，仍印為兩卷。嚐稱百喻，而實缺二者，疑舉成數，或並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為二事也。尊者造論，雖以正法為心，譬故事於樹葉，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牽，今則已無阿伽陀藥，更何得有藥裹，出離界域，內外洞然，智者所見，蓋不惟佛說正義而已矣。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魯迅。
(本篇最初印入王品青校點的《癡華鬘》一書，該書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新書局出版。)《窮人》小引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巨製之一《卡拉瑪卓夫兄弟》這一年；他在手記上說：“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底特質。在這意義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稱我為心理學家（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這不得當。我但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於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隻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麵目和身體也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隻看作“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不出來。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癡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並無目的，隻為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汙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然而，在這“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的實驗室裏，所處理的乃是人的全靈魂。他又從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反省，矯正，懺悔，蘇生的路上去；甚至於又是自殺的路。到這樣，他的“殘酷”與否，一時也就難於斷定，但對於愛好溫暖或微涼的人們，卻還是沒有什麼慈悲的氣息的。
相傳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歡對人述說自己，尤不喜歡述說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糾結的卻正是困難和貧窮。便是作品，也至於隻有一回是並沒有豫支稿費的著作。但他掩藏著這些事。他知道金錢的重要，而他最不善於使用的又正是金錢；直到病得寄養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了，還想將一切來診的病人當作佳客。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而至於鑒賞的也是這些。不但這些，其實，他早將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從年青時候起，一直拷問到死滅。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於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雖那最後的十年很偏重於正教的宣傳了，但其為人，卻不妨說是始終一律。即作品，也沒有大兩樣。從他最初的《窮人》起，最後的《卡拉瑪卓夫兄弟》止，所說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謂“捉住了心中所實驗的事實，使讀者追求著自己思想的徑路，從這心的法則中，自然顯示出倫理的觀念來。”
這也可以說：穿掘著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蘇生的路。
《窮人》是作於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發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為大家的作品；格裏戈洛維奇和涅克拉梭夫為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自然，這也可以說，是顯示著“謙遜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這麼廣大，而又這麼狹窄；窮人是這麼相愛，而又不得相愛；暮年是這麼孤寂，而又不安於孤寂。他晚年的手記說：“富是使個人加強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滿足。因此也將個人從全體分開。”富終於使少女從窮人分離了，可憐的老人便發了不成聲的絕叫。愛是何等地純潔，而又何其有攪擾咒詛之心嗬！
而作者其時隻有二十四歲，卻尤是驚人的事。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
中國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經聽得耳熟，但作品的譯本卻未見。這也無怪，雖是他的短篇，也沒有很簡短，便於急就的。這回叢蕪才將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紹介到中國來，我覺得似乎很彌補了些缺憾。這是用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Ｇａｒｎｅｔｔ的英譯本為主，參考了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的英譯本譯出的，歧異之處，便由我比較了原白光的日文譯本以定從違，又經素園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冊中，這雖然不過是一小分，但在我們這樣隻有微力的人，卻很用去許多工作了。藏稿經年，才得印出，便借了這短引，將我所想到的寫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時研鑽不盡的，統論全般，決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這隻好算作管窺之說；也僅僅略翻了三本書：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ｒ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Ｍｅｒｅｓｃｈｋｏｖｓｋｙ’ｓ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ｙｕｎｄＴｏｌｓｔｏｙ，升曙夢的《露西亞文學研究》。
俄國人姓名之長，常使中國的讀者覺得煩難，現在就在此略加解釋。那姓名全寫起來，是總有三個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這書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卻稱他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兒子馬加爾，是客氣的稱呼；親昵的人就隻稱名，聲音還有變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女兒瓦爾瓦拉；有時叫她瓦蘭加，則是瓦爾瓦拉的音變，也就是親昵的稱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魯迅記於東壁下。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語絲》周刊第八十三期，為韋叢蕪所譯《窮人》而作。)通信
未名先生：
多謝你的來信，使我們知道，知道我們的《莽原》原來是“談社會主義”的。
這也不獨武昌的教授為然，全國的教授都大同小異。一個已經足夠了，何況是聚起來成了“會”。他們的根據，就在“教授”，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們的話在“會”裏也一定不會錯。為什麼呢？就因為他們是教授。我們的鄉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麼？他田地就有二百畝！”
至於《莽原》，說起來實在慚愧，正如武昌的Ｃ先生來信所說，不過“是些廢話和大部分的文藝作品”。我們倒也並不是看見社會主義四個字就嚇得兩眼朝天，口吐白沫，隻是沒有研究過，所以也沒有談，自然更沒有用此來宣傳任何主義的意思。“為什麼要辦刊物？一定是要宣傳什麼主義。為什麼要宣傳主義？一定是在得某國的錢”這一類的教授邏輯，在我們的心裏還沒有。所以請你盡可放心看去，總不至於因此會使教授化為白癡，富翁變成乞丐的。——但保險單我可也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