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周刊第十六期。)通信
黴江先生:
如果“叛徒”們造成戰線而能遇到敵人,中國的情形早已不至於如此,因為現在所遇見的並無敵人,隻有暗箭罷了。所以想有戰線,必須先有敵人,這事情恐怕還遼遠得很,若現在,則正如來信所說,大概連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對於《語絲》的責任,隻有投稿,所以關於刊載的事,不知其詳。至於江先生的文章,我得到來信後,才看了一點。我的意見,以為先生太認真了,大約連作者自己也未必以為他那些話有這麼被人看得值得討論。
先生大概年紀還青,所以竟這樣憤慨,而且推愛及我,代我發愁,我實在不勝感謝。這事其實是不難的,隻要打聽大學教授陳源(即西瀅)先生,也許能夠知道章士釗是否又要“私稟執政”,因為陳教授那裏似乎常有“流言”飛揚。但是,這不是我的事。
魯迅。九月一日。
【備考】:
來信
魯迅先生:
從近來《現代評論》之主張單獨對英以媚親日派的政府,侮辱學界之驅章為“打學潮糊塗賬”以媚教育當局,罵“副刊至少有產生出來以備淘汰的價值”以侮辱“青年叛徒”及其領導者,藉達其下流的政客式的學者的拍賣人格的陰謀等等方麵看來,我們深覺得其他有良心的學者和有人格的青年太少,太沒有責任心,太怯懦了!從它的消售數目在各種周刊之上看(雖然有許多是送看的),從它的頁數增加上看,我們可以知道卑汙惡濁的社會裏的讀者最歡迎這類學術界中的《紅》,《半月》或《禮拜六》。自從《新青年》停刊以後,思想界中再沒有得力的鐮幟鮮明的衝鋒隊了。如今“新青年的老同誌有的投降了,有的退伍了,而新的還沒練好”,而且“勢力太散漫了。”我今天上午著手草《聯合戰線》一文,致猛進社,語絲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國的叛徒們的,目的是將三社同人及其他同誌聯合起來,印行一種刊物,注全力進攻我們本階級的惡勢力的代表:一係反動派的章士釗的《甲寅》,一係與反動派朋比為好的《現代評論》。我正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N君拿著一份新出來的《語絲》,指給我看這位充滿“阿Q精神”兼“推敲大教育家”江紹原的“小雜種”,裏麵說道,“至於民報副刊,有人說是共產黨辦的。”江君翻打自己的嘴巴,亂生“小雜種”,一被謔於米先生(見京報副刊),再見斥於作《阿Q的一點精神》(見民報副刊)的辛人,老羞成怒,竟遷怒到民副記者的身上去了。最巧妙的是江君偏在不入大人老爺之×(原刊不清)的語絲上詭譎地加上“有人說”三個字。N君××(原刊不清)“大約這位推敲大家在共出十五期的民副上,曾推出一句共產的宣來同而睡,(原刊如此)時對於這位歸國幾滿三年,從未作過一句宣傳的文章,從未加入任何政黨,從未卷入任何風潮,從未作任何活動的民副記者——一個頹廢派詩人梭羅古勃的愛慕者,也終不能查出共產黨的證據,所以隻能加上‘有人說’三字,一方麵可以擺脫責任,一方麵又可造謠。而拈鬮還湊巧正拈到投在語絲上……”我於是立刻將我的《聯合戰線》一文撕得粉碎;我萬沒想到這《現代評論》上的好文章,竟會在《語絲》上刊出來。實在,在這個世界上誰是誰的夥伴或仇敵呢?我們永遠感受著胡亂握手與胡亂刺殺的悲哀。
我看你們時登民副記者的文章,那末,你不是窩藏共產黨的(即使你不是共產黨)麼?至少“有人說”你是的。章士釗褫你的職還不足以泄其憤吧,謹防著他或者又會“私稟執政”把你當亂黨辦的。一笑。
下一段是N君仿江紹原的“小雜種”體編的,我寫的——
“……胡適之怎樣?……想起來了,那位博士近來盛傳被‘皇上’‘德化’了,招牌怕不香吧。
“陳西瀅怎樣?……聽說近來被人指為‘英日帝國主義者和某軍閥的走狗章士釗’的‘黨徒’……
“至於江紹原,有人說他是一般人所指為學者人格拍賣公司現代評論社的第□支部總經理。……”。
本函倘可給莽原補白,尚祈教正,是荷。
黴江謹上。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癡華日奄》題記
嚐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明徐元太輯《喻林》,頗加搜錄,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經,以譬喻為名者,亦可五六種,惟《百喻經》最有條貫。其書具名《百句譬喻經》;《出三藏記集》雲,天竺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鈔出譬喻,聚為一部,凡一百事,為新學者,撰說此經。蕭齊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說法者,本經雲,“如阿伽陀藥,樹葉而裹之,取藥塗毒竟,樹葉還棄之,戲笑如葉裹,實義在其中”也。王君品青愛其設喻之妙,因除去教誡,獨留寓言;又緣經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癡華鬘》竟”語,即據以回複原名,仍印為兩卷。嚐稱百喻,而實缺二者,疑舉成數,或並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為二事也。尊者造論,雖以正法為心,譬故事於樹葉,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牽,今則已無阿伽陀藥,更何得有藥裹,出離界域,內外洞然,智者所見,蓋不惟佛說正義而已矣。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魯迅。
(本篇最初印入王品青校點的《癡華鬘》一書,該書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新書局出版。)《窮人》小引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巨製之一《卡拉瑪卓夫兄弟》這一年;他在手記上說:“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底特質。在這意義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稱我為心理學家(Psycholo-gist)。這不得當。我但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於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隻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麵目和身體也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隻看作“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不出來。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癡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並無目的,隻為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汙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然而,在這“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的實驗室裏,所處理的乃是人的全靈魂。他又從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反省,矯正,懺悔,蘇生的路上去;甚至於又是自殺的路。到這樣,他的“殘酷”與否,一時也就難於斷定,但對於愛好溫暖或微涼的人們,卻還是沒有什麼慈悲的氣息的。
相傳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歡對人述說自己,尤不喜歡述說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糾結的卻正是困難和貧窮。便是作品,也至於隻有一回是並沒有豫支稿費的著作。但他掩藏著這些事。他知道金錢的重要,而他最不善於使用的又正是金錢;直到病得寄養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了,還想將一切來診的病人當作佳客。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而至於鑒賞的也是這些。不但這些,其實,他早將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從年青時候起,一直拷問到死滅。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於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雖那最後的十年很偏重於正教的宣傳了,但其為人,卻不妨說是始終一律。即作品,也沒有大兩樣。從他最初的《窮人》起,最後的《卡拉瑪卓夫兄弟》止,所說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謂“捉住了心中所實驗的事實,使讀者追求著自己思想的徑路,從這心的法則中,自然顯示出倫理的觀念來。”
這也可以說:穿掘著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蘇生的路。
《窮人》是作於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發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為大家的作品;格裏戈洛維奇和涅克拉梭夫為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自然,這也可以說,是顯示著“謙遜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這麼廣大,而又這麼狹窄;窮人是這麼相愛,而又不得相愛;暮年是這麼孤寂,而又不安於孤寂。他晚年的手記說:“富是使個人加強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滿足。因此也將個人從全體分開。”富終於使少女從窮人分離了,可憐的老人便發了不成聲的絕叫。愛是何等地純潔,而又何其有攪擾咒詛之心嗬!
而作者其時隻有二十四歲,卻尤是驚人的事。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
中國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經聽得耳熟,但作品的譯本卻未見。這也無怪,雖是他的短篇,也沒有很簡短,便於急就的。這回叢蕪才將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紹介到中國來,我覺得似乎很彌補了些缺憾。這是用ConstanceGarnett的英譯本為主,參考了ModernLibra-ry的英譯本譯出的,歧異之處,便由我比較了原白光的日文譯本以定從違,又經素園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冊中,這雖然不過是一小分,但在我們這樣隻有微力的人,卻很用去許多工作了。藏稿經年,才得印出,便借了這短引,將我所想到的寫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時研鑽不盡的,統論全般,決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這隻好算作管窺之說;也僅僅略翻了三本書:Dostoievsky’sLiterarscheSchriften,Mereschkovsky’sDostoievskyundTolstoy,升曙夢的《露西亞文學研究》。
俄國人姓名之長,常使中國的讀者覺得煩難,現在就在此略加解釋。那姓名全寫起來,是總有三個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這書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卻稱他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兒子馬加爾,是客氣的稱呼;親昵的人就隻稱名,聲音還有變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女兒瓦爾瓦拉;有時叫她瓦蘭加,則是瓦爾瓦拉的音變,也就是親昵的稱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魯迅記於東壁下。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語絲》周刊第八十三期,為韋叢蕪所譯《窮人》而作。)通信
未名先生:
多謝你的來信,使我們知道,知道我們的《莽原》原來是“談社會主義”的。
這也不獨武昌的教授為然,全國的教授都大同小異。一個已經足夠了,何況是聚起來成了“會”。他們的根據,就在“教授”,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們的話在“會”裏也一定不會錯。為什麼呢?就因為他們是教授。我們的鄉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麼?他田地就有二百畝!”
至於《莽原》,說起來實在慚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來信所說,不過“是些廢話和大部分的文藝作品”。我們倒也並不是看見社會主義四個字就嚇得兩眼朝天,口吐白沫,隻是沒有研究過,所以也沒有談,自然更沒有用此來宣傳任何主義的意思。“為什麼要辦刊物?一定是要宣傳什麼主義。為什麼要宣傳主義?一定是在得某國的錢”這一類的教授邏輯,在我們的心裏還沒有。所以請你盡可放心看去,總不至於因此會使教授化為白癡,富翁變成乞丐的。——但保險單我可也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