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華日報·動向》，署名霍衝。)隔膜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獄，到清朝末年才被從新提起。最起勁的是“南社”裏的有幾個人，為被害者輯印遺集；還有些留學生，也爭從日本撤回文證來。待到孟森的《心史叢刊》出，我們這才明白了較詳細的狀況，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於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
這一兩年來，故宮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夠令人敬服，但它卻印給了我們一種好書，曰《清代文字獄檔》，去年已經出到八輯。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門，而最有趣的，則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馮起炎注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
馮起炎是山西臨汾縣的生員，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在這裏犯不上抄錄，惟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一大段，卻是十分特別的——
“又，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嚐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這何嚐有絲毫惡意？不過著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實結局卻不大好，署直隸總督袁守侗擬奏罪名是“閱其呈首，膽敢於聖主之前，混講經書，而呈尾措詞，尤屬狂妄。核其情罪，較衝突儀仗為更重。馮起炎一犯，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俟部複到日，照例解部刺字發遣。”這位才子，後來大約終於單身出關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雖然沒有這麼風雅，但並非反動的還不少。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而運命大概很悲慘，不是淩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
凡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們覺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憐。但再來一想，事情是並不這麼簡單的。這些慘案的來由，都隻為了“隔膜”。
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奴隸隻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塗。
但是，清朝的開國之君是十分聰明的，他們雖然打定了這樣的主意，嘴裏卻並不照樣說，用的是中國的古訓：“愛民如子”，“一視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這奧妙的，並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了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了。他那裏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不再開口了，計劃居然成功；直到光緒時康有為們的上書，才又衝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人來說明。
施蟄存先生在《文藝風景》創刊號裏，很為“忠而獲咎”者不平，就因為還不免有些“隔膜”的緣故。這是《顏氏家訓》或《莊子》《文選》裏所沒有的。
六月十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上海《新語林》半月刊第一期，署名杜德機。)《木刻紀程》小引
中國木刻圖畫，從唐到明，曾經有過很體麵的曆史。但現在的新的木刻，卻和這曆史不相幹。新的木刻，是受了歐洲的創作木刻的影響的。創作木刻的紹介，始於朝花社，那出版的《藝苑朝華》四本，雖然選擇印造，並不精工，且為藝術名家所不齒，卻頗引起了青年學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國最初的木刻講習會。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鈴社，曾印《木鈴木刻集》兩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畫》一輯。有無名木刻社，曾印《木刻集》。但木鈴社早被毀滅，後兩社也未有繼續或發展的消息。前些時在上海還剩有M·K·木刻研究社，是一個曆史較長的小團體，曾經屢次展覽作品，並且將出《木刻畫選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員多遭捕逐，木版也為工部局所沒收了。
據我們所知道，現在似乎已經沒有一個研究木刻的團體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個人。如羅清楨，已出《清楨木刻集》二輯；如又村，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連環圖。這是都值得特記的。
而且仗著作者曆來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見其優良，現在不但已得中國讀者的同情，並且也漸漸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雖然還未堅實，但總之，是要跨出去了。不過，同時也到了停頓的危機。因為倘沒有鼓勵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於自足。本集即願做一個木刻的路程碑，將自去年以來，認為應該流布的作品，陸續輯印，以為讀者的綜觀，作者的借鏡之助。但自然，隻以收集所及者為限，中國的優秀之作，是決非盡在於此的。
別的出版者，一方麵還正在紹介歐美的新作，一方麵則在複印中國的古刻，這也都是中國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麵也是一條路。如果作者都不斷的奮發，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會知道上文所說，實在不僅是一種奢望的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鐵木藝術社記。
(本篇最初印入《木刻紀程》一書中。)難行和不信
中國的“愚民”——沒有學問的下等人，向來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無端的問他多少年紀，什麼意見，兄弟幾個，家景如何，他總是支吾一通之後，躲了開去。有學識的大人物，很不高興他們這樣的脾氣。然而這脾氣總不容易改，因為他們也實在從經驗而來的。
假如你被誰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點小當，譬如罷，中國是改革過的了，孩子們當然早已從“孟宗哭竹”“王祥臥冰”的教訓裏蛻出，然而不料又來了一個嶄新的“兒童年”，愛國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筆，或者用舌，不怕勞苦的來給他們教訓。一個說要用功，古時候曾有“囊螢照讀”“鑿壁偷光”的誌士；一個說要愛國，古時候曾有十幾歲突圍請援，十四歲上陣殺敵的奇童。這些故事，作為閑談來聽聽是不算很壞的，但萬一有誰相信了，照辦了，那就會成為乳臭未幹的吉訶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見四號鉛字的螢火蟲，那豈是一件容易事？但這還隻是不容易罷了，倘去鑿壁，事情就更糟，無論在那裏，至少是挨一頓罵之後，立刻由爸爸媽媽賠禮，雇人去修好。
請援，殺敵，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國，都是三四十歲的人們所做的。他們那裏的兒童，著重的是吃，玩，認字，聽些極普通，極緊要的常識。中國的兒童給大家特別看得起，那當然也很好，然而出來的題目就因此常常是難題，仍如飛劍一樣，非上武當山尋師學道之後，決計沒法辦。到了二十世紀，古人空想中的潛水艇，飛行機，是實地上成功了，但《龍文鞭影》或《幼學瓊林》裏的模範故事，卻還有些難學。我想，便是說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罷。
所以聽的人也不相信。我們聽了千多年的劍仙俠客，去年到武當山去的隻有三個人，隻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見。古時候也許還要多，現在是有了經驗，不大相信了，於是照辦的人也少了。——但這是我個人的推測。
不負責任的，不能照辦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少；利己損人的教訓多，則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遠害的塹壕，也是使他們成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這脾氣的也不但是“愚民”，雖是說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別人的，現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將他的錢試買各種股票，分存許多銀行一樣，其實是那一麵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新語林》半月刊第二期，署名公汗。)買《小學大全》記
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於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從今年起，洪運怕要輪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於清朝禁書，則民元革命後就是寶貝，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於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節前，在四馬路一帶閑逛，竟無意之間買到了一種，曰《小學大全》，共五本，價七角，看這名目，是不大有人會歡迎的，然而，卻是清朝的禁書。
這書的編纂者尹嘉銓，博野人；他父親尹會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還請令旗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荷蒙朱批：所奏是。欽此。”這部書便成於兩年之後的，加疏的《小學》六卷，《考證》和《釋文》，《或問》各一卷，《後編》二卷，合成一函，是為《大全》。也曾進呈，終於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欽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許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罷，雖然欲得的乃是“名”，也還是一樣的招了大禍。這年三月，乾隆行經保定，尹嘉銓便使兒子送了一本奏章，為他的父親請夬，朱批是“與瞻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欽此。”不過他豫先料不到會碰這樣的大釘子，所以接著還有一本，是請許“我朝”名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從祀孔廟，“至於臣父尹會一，既蒙禦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
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麵拿辦，一麵就查抄，這並非著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並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於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銓當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時，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書和別項著作，實在不少，但其實也並無什麼幹礙之作。不過那時是決不能這樣就算的，經大學士三寶等再三審訊之後，定為“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幸而結果很寬大：“尹嘉銓著加恩免其淩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並加恩免其緣坐”就完結了。
這也還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銓所不及料的。
這一回的文字獄，隻絞殺了一個人，比起別的案子來，決不能算是大獄，但乾隆皇帝卻頗費心機，發表了幾篇文字。從這些文字和奏章(均見《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看來，這回的禍機雖然發於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裏的時時的排擊。這就是迎合著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溪刻，那是一種誤解。大學士三寶們也很明白這潮流，當會審尹嘉銓時，曾奏道：“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憤而快人心。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將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後來究竟用了夾棍沒有，未曾查考，但看所錄供詞，卻於用他的“醜行”來打倒他的道學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勁的。現在抄三條在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