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九日。
(本篇曾被譯為拉丁化新文字，發表於《擁護新文字六日報》，期數未詳。)病後雜談
一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於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閑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著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隻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著，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誌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隻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裏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於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為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隻是沉吟著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
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於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於“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為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著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讚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於插架，便於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原是不為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著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隻好歎一口氣，將它放下。所以，我在歎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麵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著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於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濬。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裏呐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隻有四五角，因為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發，否則，他隻好“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二
為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於“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幹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為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麼，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為“杭育杭育派”了。這關鍵，隻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著，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者不失為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為“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隻好自己承認“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濩隅躍清池”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麵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裏的是《蜀碧》。
這是蜀賓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鑒》，都是講張獻忠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裏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為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髒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對於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凶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隻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裏麵裝著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麵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式，見於屈大均的《安龍逸史》，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為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禦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眾。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為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為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裏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裏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才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致，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於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裏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膾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著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裏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閑漁閑閑錄》，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麼忌諱。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隻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著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裏麵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麼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為此時賬房也許不至於出去。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為實在回複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托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才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於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於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書是民國刻的，“儀”字還缺著末筆。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才可以心心相印。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為同調，隻著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於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為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為藝術而藝術”，成為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為這是因為“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並不然。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就如上麵說過的《蜀龜鑒》，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讚”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幽，雅終《召旻》，托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事，孰若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蔑以加茲；生逢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裏尋出閑適來。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麵卻刻著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古穆有魏晉間人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