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周刊編者信》裏，這才回答了幾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投稿的，每天登一節。但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節被刪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刪去了二百餘字，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的，登出來時，後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麵問我道：“你在說什麼呀？”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麼。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凡是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可見這時我們的“上峰”正在主張求神拜佛。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聊以存一時之風尚耳。
《臉譜臆測》是寫給《生生月刊》的，奉官諭：不準發表。我當初很覺得奇怪，待到領回原稿，看見用紅鉛筆打著杠子的處所，才明白原來是因為得罪了“第三種人”老爺們了。現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紅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戲〉周刊編者信》的末尾，是對於紹伯先生那篇《調和》的答複。聽說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沈的“戰友”看了就嗬嗬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頭子”而“老”，“牢騷”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認真的。
不過向《戲》周刊編者去“發牢騷”，別人也許會覺得奇怪。然而並不，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同誌，而田漢同誌也就是紹伯先生。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是寫給《現代中國》(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所譯，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後來又由英文轉譯，載在德文和法文的《國際文學》上。
《病後雜談》是向《文學》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號上登了出來時，隻剩下第一段了。後有一位作家，根據了這一段評論我道：魯迅是讚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檢查官的刪削。可見文藝上的暗殺政策，有時也還有一些效力的。
《病後雜談之餘》也是向《文學》的投稿，但不知道為什麼，檢查官這回卻古裏古怪了，不說不準登，也不說可登，也不動貴手刪削，就是一個支支吾吾。發行人沒有法，來找我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聽說還是不行，終於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一通，這才能在四卷三號上登出。題目必須改為《病後餘談》，小注“關於舒憤懣”這一句也不準有；改動的兩處，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刪掉的五處，則仍以黑點為記，讀者試一想這些諱忌，是會覺得很有趣的。隻有不準說“言行一致”雲雲，也許莫明其妙，現在我應該指明，這是因為又觸犯了“第三種人”了。
《阿金》是寫給《漫畫生活》的；然而不但不準登載，聽說還送到南京中央宣傳會裏去了。這真是不過一篇漫談，毫無深意，怎麼會惹出這樣大問題來的呢，自己總是參不透。後來索回原稿，先看見第一頁上有兩顆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約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則必須“抽去”，已無疑義了。再看下去，就又發見了許多紅杠子，現在改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邊。
看了杠子，有幾處是可以悟出道理來的。例如“主子是外國人”，“炸彈”，“巷戰”之類，自然也以不提為是。但是我總不懂為什麼不能說我死了“未必能夠弄到開起同鄉會”的緣由，莫非官意是以為我死了會開同鄉會的麼？
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編訖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