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溫泉鎮精神病院來到花園街五號，傳達紅三司蒯司令講話的“革命家”，在氯丙嗪，苯巴比妥，電刺激棒和“中央‘文革’關於打砸搶抄抓的通令”一齊作用下，在地下室裏原來伯爵打台球的綠呢大桌上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在臨睡前蒙蒙矓矓的狀態中，他向那個自稱是“戚本禹派來的聯絡員”說：“我睡覺也得是革命的，把我的頭轉向旗手居住的地方。”
那個來自醫院裏的雜工，一個剛上班不久的待業青年，努力忍住笑，一本正經地說：“學青同誌，你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他已經口齒不清了：“我向你致以文化大革……敬……我們要關心……關……國……”
等到呂莎來到地下室的時候，他已經睡得死死的了。她看到他那軍便服上依然戴著紀念章、衣袖上套著紅箍、胸前口袋裏揣著語錄本的模樣，好像一下子又回到那痛心疾首的日子裏了。但是，他那張善良的、有點怯懦的、始終祛除不掉的屯裏人味道的臉，又使得她想起了他們天真爛漫的童年。那是她唯一可以作弄、嘲笑、而不反抗的小夥伴。於是，她走了過去，把那紀念章、紅箍統統扯下來。“你們幹嗎還要把他弄得這樣不倫不類的？”她忿忿地責問著。
那個醫院雜工阻攔她：“不行，你別動他的命根子，他會為捍衛紅色政權，跟你拚命的。”
陪送來的主治醫生自然知道她是什麼人物，便把雜工拉到一邊：“沒關係，即使他二十四個小時以後醒來，至少一個禮拜之內，連演講的力氣都沒有了。”
於是，花園街五號又回到寧靜、恬淡、平和、安詳的生活軌道上來。她搖搖頭，離開了大寶，回到樓上。正好韓潮在花房裏擺弄君子蘭，呂莎便把稿子塞給他：“爸，總編要你點頭，他是個樹葉掉下都怕打破頭的主！”
“給我把眼鏡拿來！你呀，莎莎，幹嗎給劉釗幫倒忙呢？”
“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我的任務就是要為改革呐喊！在我們臨江，阻礙四化得理、力圖改革受罪的顛倒局麵該顛倒過來啦！爸爸……”她把眼鏡放在他麵前，轉身走了。
“唉！你知道什麼喲？”他歎了口氣，也不忍再深說什麼，那緊鎖的眉頭，表明她心頭的沉重，誰知她是因為大寶呢？還是其他什麼？他琢磨不透，搖搖頭，拿起稿子閱讀。
呂莎的文章，當然是才氣橫溢的了，讓韓潮驚訝的，卻是她在字裏行間透出來的她的思考。她寫道：“生活的辯證法就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後人一定能勝過前人。”啊！鬼東西！她竟運用一浪更比一浪高的道理來勸喻我咧……韓潮似乎呃上一股酸水，因為他又想起那個讓他頭疼的劉釗。
市委書記幹了一輩子革命，接觸過許多許多的人，自然有他自己衡量每個人價值的天平，誰重誰輕，他都能量得八九不離十。獨有劉釗，不論你放上多重的砝碼，似乎他總還有潛力。一個沒有底的人，怎麼也沒折騰垮的人，多重擔子也敢挑的人，是會讓某些人望而生畏的。
也許正因為如此，有些人才不讚成“放虎歸山”的吧？
是的，劉釗是他一手拉拔起來的，這一點無可置疑。對此，有些流言蜚語，飄進韓潮的耳朵裏來；有的甚至把他倆看做一夥。可悲啊！十年浩劫把正常與不正常弄顛倒了，以致革命的友誼、密切的同誌關係，反倒成了那些最愛搞幫幫夥夥的人竭力攻訐的目標，不過，腆著將軍肚的韓潮並不在乎。
他們先是不給落實政策。為此，韓潮專程去了趟省城，登門拜訪許傑。許老板正在大案上畫鬆竹梅歲寒三友；他的夫人羅縵在一邊聽錄音，好像放的是世界十大著名女高音的唱段，一聽他們談到這樣一個自己特別熟悉的名字，便站起身來姍姍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