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潮坐車到市委大樓去。
一路上，他在琢磨這篇報告文學的事，報紙、刊物上讚頌的文章多的是，表揚的人物也不少，為什麼獨獨涉及到劉釗，就會鬧到省裏、中央都知曉的程度？豈不是有些蹊蹺嗎？
他想：在我們黨內，大概有兩種人：一種是搞事業的，一種是混日子的。因此，他們追求的目標很不相同：前者希望事業成功，後者希望飯碗常滿。而希望飯碗常滿的人，又不都是端多大碗、吃多少飯的安分守己之輩。其中有不少人胃口大，食欲強，貪婪之心不知伊於胡底，那麼，為了飯碗的牢靠和肥實，必定要除掉對他那飯碗構成威脅的因素。
現在，省委組織部一位常務副部長的光臨，馬上要準備進行的民意測驗，高峰的不算正式表態的態度，都在促使問題變得尖銳起來。
尤其是劉釗竟然不自量地要抓臨江大廈工程，極不禮貌地要把鼻子伸進人家籬笆裏去。
“老弟，這可不是打冰球啊！看不出麼？一個正在逐漸收縮的包圍圈，報告文學隻不過是導火線罷了！”
其實——他在車內閉著眼思索——劉釗這個家夥，無論對慣犯張武，對尋根的奧立維，對虧損的拖拉機廠，對拖遝的沿江新村工程，都是狠動了一番腦筋，摸準穴位，然後一針見血地幹下去的。然而，殊不知那些混日子的人，他們的基本哲學是：誰也別想出類拔萃，誰也不要跑得太快。正因為大家都不快，所以誰也不顯得慢。再說，曆史證明，慢，是最保險的了，因為跑得快一點的人，往往先從馬背上翻下來……想到這裏，韓潮在心裏深深歎息。毫無疑問，有些人心中的火光早暗淡了，所剩下的一點殘燼，也隻能為自己、為兒孫奔忙了。
他問自己：僅就這件事實來講，假如莎莎毫無杜撰編造，為什麼不能讚揚劉釗？假如臨江市的共產黨員，每人去感化一位群眾，每年（要求不算高吧？）去為人民做一件好事，那麼，我們黨的威信也會與日俱增吧！可是，這個不難達到的指標，似乎也很費力氣。那麼，把話說回來，對於那個將拖拉機廠拖到破產邊緣的江胖子，又動他一根汗毛了嗎？照樣也不能拿他怎樣，甚至這位失敗了還有理的英雄，覺得很委屈，你還要好好安撫他呢！
他就是莎莎筆下那個J廠長了——韓潮笑了，因為莎莎不無訕笑地寫道：“雖然拖拉機廠一天天瘦下去，J廠長倒一天天胖起來了。”其實，韓潮原先對江胖子並無太大惡感，隻是對他的老婆，一個亦中亦洋的二毛子女人印象不佳。一九四八年，這個翻身的農村青年參軍後，隨著許傑進臨江，是個樂樂嗬嗬的警衛戰士，成天替許傑背著繳獲的照相機，由此種下了對攝影的終身愛好。這個善良得有點窩囊、溫馴得近乎怯懦的胖子，早年也還說得過去，要不，風流絕頂的歐陽，也不會嫁給他。粉碎“四人幫”以後，他發福了，吭吭哧哧地好不容易熬上了拖拉機廠的廠長，可他實在無能，主持工作三年，最後連職工工資都開不出去。韓潮住進花園街五號，成為臨江的第一把手，要不是念他勤勤懇懇，要不是念他追隨革命多年，要不是念他和副省長許傑的關係，對了，還有丁曉總替他說好話，早就把他撤換了。
劉釗接手以後，三弄兩鼓搗，銀牌拿回來了，銷路打開了。在電視上大做廣告，一個花枝招展的漂亮姐開著他們的拖拉機，嘴裏還唱著什麼“小金牛，真是寶，俺們莊戶人家少不了，哎咳呀……”不但扭虧為盈，而且開始掙回外彙，小金牛真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似的朝國際市場上擠。
可是，胖子虧損了四百五十萬元人民幣，省裏領導人連眼皮都不抬一下；一篇報告文學，說了劉釗幾句好話，就至於把狀子告到中央。哦！韓潮直搖頭，天曉得為什麼如今許多人竟敢這樣赤裸裸地表演？連塊遮羞布都用不著了。能撈一把的時候，腦袋削得比誰都尖；需要承擔責任的時候，肩膀縮得比誰都快；觸犯到自己利益的時候，能到天無二日、不共戴天的仇恨程度，甚至把革命資曆整天掛在嘴邊，當做討價還價的本錢。
“劉釗，劉釗，你不是專門研究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嗎？”他在心裏對這個偏要幹出點什麼的家夥說，“怎麼就認識不到客觀世界的複雜性呢？一旦你改革的步伐邁得快了，構成對別人的威脅，弄得左鄰右舍不安的時候，必然會像步槍的後坐力一樣，弄不好，會撂你一個跟頭。所以，你猛打猛衝不行，還需要策略和某種程度的韜晦嘛！”
他知道，這番勸告對劉釗不會起什麼作用，隻能得到粗聲粗氣的回答：“老韓，你別提倡庸俗社會學了！決不能遷就落後，更不能保護落後。應該踢他們的屁股，狠狠地踢。用行政手段，用經濟製裁，用輿論攻勢去踢。當一名廠長，一個月完不成任務，扣獎金；兩個月完不成任務，扣工資；第三個月，對不起，請下台，去當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