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莎曾經做過一個有趣的小統計，市委書記韓潮一周六個工作日（有時連上帝規定的休息日星期天也得算在內），至少有五分之三的時間，是消耗在會議室裏、主席台上，剩下的五分之二，打電話用去一半，被各式各樣的人物，揣著各式各樣的心思找他談話，又用去另外一半。
“爸爸，你生命的主要部分，都消耗在無效勞動上了！”呂莎像工廠裏的勞動定額員，對韓潮一周的工作進行分析以後，這樣發表意見。
這當然是以前心情愉快時，作為茶餘飯後的笑料，說著取樂的。現在，地下室裏躺著一個精神病患者，她再不會有那樣的心情了。尤其是把韓大寶從馬路上弄回來以後，她甚至連話也少了。往日，全家包括阿姨，在地下室餐廳裏吃完飯，免不了要坐在餐桌旁邊，談些家長裏短，市井新聞，球賽勝負，服裝式樣……作為消遣。最近，隻要一丟飯碗，她站起來就走。不是給這個或者那個打電話，就是在房間裏寫東西。
有時候，韓潮問：“莎莎，你在忙些什麼？日程安排得這樣緊張？”
“你別管，爸爸，我珍惜我的每分每秒！”然後，她用她那習慣的憤懣口吻說：“我要是你，決不花生命的五分之三，陪他們去清談！”
是五分之三嗎？韓潮認為她太誇張了，然而掐指一算，果不其然。這一個禮拜，已經開了三天會，還不包括馬上要進行的、從上周就拖下來的例會。而且，這次例會還是一次具有決定性質的會議，因為省委組織部一位常務副部長要來參加，要發給二十五位市委常委每人一張類似選票性質的硬白紙，每人可以在上麵寫出自己認為最適合擔當下一任臨江市委書記的人選。所以周五例會還是頭一次成為全市關注的會議，值班秘書好像也是頭一次受到人們的重視和尊敬。
省委的一位副部長到來，《臨江日報》是決不會發消息的。但是全市區局以上的幹部，卻無一人不知曉。盡管丁曉把副部長安排到溫泉鎮附近的部隊療養院躲起來，可以洗洗溫泉浴，或是到不遠的大水泡子裏打打野鴨子，但終於還是被人知道了。一個人開了頭，就接連不斷地有人去打擾。有坐上海、豐田、伏爾加去的，有坐華沙，北京吉普去的，有坐公共汽車去，把票根留下，準備回單位報銷的。結果，副部長不但連根野鴨毛都沒打著，想在溫泉浴池裏多泡一會兒也不可能。這也難怪，涉及到今後的安排，誰上？誰下？怎麼上？怎麼下？雖然不可能從一個做黨的組織工作的幹部嘴裏掏出點什麼幹貨來，但談談自己的情況，順便提提自己的要求、願望，使領導在決策之前，自己不至於成為棋盤上的一個小卒子，隨隨便便被扒拉掉，也是至關緊要的。
大家都在關注市裏的動靜。尤其是接到禮拜一黨員幹部聽報告的通知後，一些人更是坐立不安了。住在溫泉鎮的副部長，剛背起獵槍，想去好好過個禮拜天，卻不料這一天倒比平日來的人更多。大家都想（當然是變著法兒）摸底；明天到底要講什麼？他越是說不知道，人們就越從守口如瓶的機密勁裏判斷出會議的重要性。反正那一天晚上，肯定有的人是睡不安穩覺，甚至要做噩夢，嚇出一身冷汗的。第二天，市府禮堂座無虛席，一個遲到的也沒有，會場氣氛那份肅靜，那份緊張，簡直讓呂莎奇怪極了。
她聽說，當年傳達“九一三事件”，是在晨光公園的地下人防工程裏舉行的。那天，整個公園停止開放。現在坐牢的市革委主任，當時抽調了數百名工人民兵，每棵大樹都有一人把守，搞得神秘緊張到了極點。“那麼，今天是怎麼回事呢？”報社主編悄悄向她打聽，“你知道會議是什麼內容？”
她搖搖頭。
他認為她不會不知道，不過，她不像有的幹部子弟那樣，喜歡炫耀自己先知道的一些消息，但忍不住還是試探：“莎莎！”他附在她耳邊說，“聽說省委要宣布臨江的幹部安排。”
“是嗎？”她不相信地反問，“我怎麼沒聽說！”
主編嘴上不說，心裏想：“真滑頭，裝得多像啊！”
八點準時開會，韓潮走上主席台，他說：“因為文件禮拜六來得太晚，沒法及時傳達，隻好利用禮拜一上班後向大家宣讀，馬上還要送回省裏去。這份文件，不許記錄，不許傳達，不許……”這時，整個會場靜得連一根針落在地上的聲音都能聽到，更不知有多少人的心堵在了嗓子眼。“我的眼神不濟，現在，請秘書替我宣讀！”
秘書走上台去，在韓潮身邊坐下，拿過文件，翻開第一頁，先念標題：“中央領導同誌關子改革的談話摘要——”他頓了一下，準備往下讀正文。這時，秘書忽然感到一股氣浪朝他撲來。原來，全場聽眾如釋重負似的，都長籲了一口氣，幾百人的氣息聚成熱浪，朝台上湧去，使得秘書像嗆了口水似的噎住了。如果有一種巨型血壓計，可以同時量許多人血壓的話，那麼，頓時變得輕鬆活躍的會場，肯定水銀柱會急劇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