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雜話
序
遠在民國二十五年，我曾經寫過兩篇《新詩雜話》，發表在二十六年一月《文學》的《新詩專號》上。後來抗戰了，跟著學校到湖南，到雲南，很少機會讀到新詩，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三十年在成都遇見厲歌天先生；他搜集的現代文藝作品和雜誌很多。那時我在休假，比較閑些，厲先生讓我讀到一些新詩，重新引起我的興味。秋天經過敘永回昆明，又遇見李廣田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現代文藝的作家，幾次談話給了我許多益處，特別是關於新詩。於是到昆明後就寫出了第三篇《新詩雜話》，本書中題為《抗戰與詩》。那時李先生也來了昆明，他鼓勵我多寫這種“雜話”。果然在這兩年裏我又陸續寫成了十二篇；前後十五篇居然就成了一部小書。感謝厲先生和李先生，不是他們的引導，我不會寫出這本書。
我就用《新詩雜話》作全書的名字，另外給各篇分別題名。我們的“詩話”向來是信筆所至，片片段段的，甚至瑣瑣屑屑的，成係統的極少。本書裏雖然每篇可以自成一單元，但就全書而論，也不是係統的著作。因為原來隻打算寫一些隨筆。
自己讀到的新詩究竟少，判斷力也不敢自信，隻能這麼零碎的寫一些。所以便用了“詩話”的名字，將這本小書稱為《新詩雜話》。不過到了按著各篇的分題編排目錄時，卻看出來這十五節新詩話也還可以歸為幾類，不至於彼此各不相幹。這裏討論到詩的動向，愛國詩，詩素種種，歌謠同譯詩，詩聲律等，範圍也相當寬，雖然都是不賅不備的。而十五篇中多半在“解詩”，因為作者相信意義的分析是欣賞的基礎。
作者相信文藝的欣賞和了解是分不開的，了解幾分，也就欣賞幾分，或不欣賞幾分；而了解得從分析意義下手。意義是很複雜的。朱子說“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他將意義分出“文義”和“意思”兩層來，很有用處，但也隻說得個大概，其實還可細分。朱子的話原就解詩而論；詩是最經濟的語言，“曉得文義”有時也不易，“識得意思好處”再要難些。分析一首詩的意義，得一層層挨著剝起去，一個不留心便逗不攏來，甚至於驢頭不對馬嘴。書中各篇解詩，雖然都經過一番思索和玩味，卻免不了出錯。有三處經原作者指出，又一處經一位朋友指出，都已改過了。別處也許還有，希望讀者指教。
原作者指出的三處，都是卞之琳先生的詩。第一是《距離的組織》，在《解詩》篇裏。現在抄出這首詩的第五行跟第十行（末行）來：
（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罷。）
……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鍾。
括弧裏我起先以為是詩中的“我”的話，因為上文說入夢，並提到“暮色蒼茫”，下文又說走路。但是才說入夢，不該就“醒”，而下文也沒有提到“訪友”，倒是末行說到“友人”來“訪”。這便逗不攏了。後來經卞先生指點，才看出這原來是那“友人”的話，所以放在括弧裏。他也午睡來著。他要“訪”的“友人”，正是詩中沒有說出的“我”。下文“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便是這來“訪”的“友人”在叫。那走路正是在模糊的夢境中，並非夢中的“醒”。我是疏忽了“暮”和“友人”這兩個詞。這行裏的“天欲暮”跟上文的“暮色蒼茫”是一真一夢；這行裏的“友人”跟下文的“友人”是一我一他。混為一談便不能“識得意思”了。
第二是《淘氣》的末段：
哈哈！到底算誰勝利？
你在我對麵的牆上
寫下了“我真是淘氣”。
寫的是“你”，讀的可是“我”；“你”寫來好像是“你”自認“淘氣”，“我”讀了便變成“我”真是淘氣了。所以才有“到底算誰勝利？”那玩笑是問句。我原來卻隻想到自認淘氣的“真是淘氣”那一層。第三是《白螺殼》，我以為隻是情詩，卞先生說也象征著人生的理想跟現實。雖然這首詩的親密的口氣容易教人隻想到情詩上去，但“從愛字通到哀字”，也盡不妨包羅萬有。這兩首詩都在《詩與感覺》一篇裏。
《朗讀與詩》裏引用歐外鷗先生《和平的礎石》詩，也鬧了錯兒。這首詩從描寫香港總督的銅像上見出“意思”。我過分的看重了那“意思”，將描寫當做隱喻。於是“金屬了的手”，“金屬了的他”，甚至“銅綠的苔蘚”都變成了比喻，“文義”便受了歪曲。我是求之過深，所以將銅像錯過了。指出來的是浦江清先生。感謝他和卞先生，讓我可以提供幾個親切有味的例子，見出詩的意義怎樣複雜，分析起來怎樣困難，而分析又確是必要的。
這裏附錄了麥克裏希《詩與公從世界》的翻譯。麥克裏希指出英美青年詩人的動向。這篇論文雖然是歐洲戰事以前寫的，卻跟本書《詩的趨勢》中所引述的息息相通，值得參看。
朱自清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昆明。新詩的進步
在《新文學大係·詩集導言》末尾，我說：“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有一位老師不讚成這個分法，他實在不喜歡象征派的詩，說是不好懂。有一位朋友，讚成這個分法，但我的按而不斷，他卻不以為然。他說這三派一派比一派強，是在進步著的，《導言》裏該指出來。他的話不錯，新詩是在進步著的。許多人看著作新詩讀新詩的人不如十幾年前多，而書店老板也不歡迎新詩集，因而就悲觀起來，說新詩不行了，前麵沒有路。路是有的，但得慢慢兒開辟，隻靠一二十年工夫便想開辟出到詩國的康莊新道，未免太急性兒。
這幾年來我們已看出一點路向。《〈大係·詩集〉編選感想》裏我說要看看啟蒙期詩人“怎樣從舊鐐銬裏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找尋新世界”。但是白話的傳統太貧乏，舊詩的傳統太頑固，自由詩派的語言大抵熟套多而創作少（聞一多先生在什麼地方說新詩的比喻太平凡，正是此意），境界也隻是男女和愁歎，差不多千篇一律；詠男女自然和舊詩不同，可是大家都泛泛著筆，也就成了套子。當然有例外，郭沫若先生歌詠大自然，是最特出的。格律詩派的愛情詩，不是紀實的而是理想的愛情詩，至少在中國詩裏是新的；他們的奇麗的譬喻——即使不全是新創的——也增富了我們的語言。徐誌摩、聞一多兩位先生是代表。從這裏再進一步，便到了象征詩派。象征詩派要表現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們的生命；但是“遠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所謂遠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們能在普通人以為不同的事物中間看出同來。他們發見事物間的新關係，並且用最經濟的方法將這關係組織成詩；所謂“最經濟的”就是將一些聯絡的字句省掉，讓讀者運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橋來。沒有看慣的隻覺得一盤散沙，但實在不是沙，是有機體。要看出有機體，得有相當的修養與訓練，看懂了才能說作得好壞——壞的自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