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時候這還隻能夠是理想；大眾不能寫作，寫作的還隻是些知識分子。於是乎先試驗著從利用民間的舊形式下手，抗戰後並且有過一回民族形式的討論。討論的結果似乎是：民族形式可以利用，但是還接受“五四”的文學傳統，還容許相當的歐化。這時候又有人提倡“通俗文學”，就是利用民族形式的文學。不但提倡，並且寫作。參加的人有些的確熟悉民族形式，認真的做去。但是他們將通俗文學和一般文學分開，不免落了“雅俗”的老套子。於是有人指出，通俗文學的目標該是一元的；揚棄知識階級的紳士身分，提高大眾的鑒賞水準，這樣打成一片，平民化，大眾化。
但是說來容易做來難。民間文學雖然有天真、樸素、健康等長處，卻也免不了醜角氣氛，套語爛調，瑣屑羅嗦等毛病。這是封建社會麻痹了民眾才如此的。利用舊形式而要免去這些毛病，的確很難。除非民眾的生活大大的改變，他們自己先在舊瓶裏裝上新酒，那麼用起舊形式來意義才會不同。這自然還是從知識分子方麵看，因為從民眾裏培養出作家，現在還隻是理想。不過就是民眾生活改變了，知識分子還得和他們共同生活一個時期，多少打成一片，用起舊形式來，才能有血有肉。所以真難。
再說普通所謂舊形式，大概指的是韻文，散文似乎隻是說書：這就是說散文是比較的不發達的。原來民眾欣賞文藝，一向以音樂性為主，所以對韻文的要求大。他們要故事，但是情節得簡單，得有頭有尾。描寫不要精細曲折，可是得詳盡，得全貌。這兩種要求並不衝突，因為情節盡管簡單，每一個情節或人物還不妨詳盡的描寫。至於整個故事組織不勻稱，他們倒不在乎的。韻文故事如此，散文的更得如此，這就難。
然而有些地方的民眾究竟大變了，他們自己先在舊瓶裏裝上新酒，例如趙樹理先生《李有才板話》裏的那些段“快板”的語句。這些快板也許多少經過趙先生的潤色，但是相信他根據的，原來就已經是舊瓶裏的新酒。有了那種生活，才有那種農民，才有那種快板，才有快板裏那種新的語言。趙先生和那些農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語言寫出書裏的那些新的故事。這裏說“新的語言”，因為快板和那些故事的語言或文體都盡量揚棄了民族形式的封建氣氛，而采取了改變中的農民的活的口語。自己正在覺醒的人民，特別寶愛自己的語言，但是李有才這些人還不能自己寫作，他們需要趙先生這樣的代言人。
書裏的快板並不多，是以散文為主。樸素，健康，而不過火，確算得新寫實主義的作風。故事簡單，有頭有尾，有血有肉。描寫差不多沒有，偶然有，也隻就那農村生活裏取喻，簡截了當，可是新鮮有味。另有長篇《李家莊的變遷》，也是趙先生寫的。周揚先生認為趕不上《板話》裏那些短篇完整。這裏有了比較詳盡的描寫，故事也有頭有尾，雖然不太簡單，可是作者利用了重複的手法，就覺得也還單純。這重複的手法正是主要的民族形式：作者能夠活用，就不膩味。而全書文體或語言還能夠莊重，簡明，不羅嗦。這也就不易了。這的確是在結束通俗化而開始了大眾化。
《燕京新聞》，１９４７年。論標語口號
許多人討厭標語口號，筆者也是一個。可是從北伐到現在二十多年了，標語口號一直流行著；雖然小有盛衰，可是一直流行著。現在標語口號是顯然又盛起來了。這值得我們想想，為什麼會如此呢？是一般人愛起哄嗎？還是標語口號的確有用，非用不可呢？
標語口號的辦法雖然是外來的，然而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裏也未嚐沒有根據。我們說“登高一呼，群山四應”，說“大聲疾呼”，說“發聾振聵”，都指先知先覺或誌士仁人而言，近代又說“喚醒人民”“喚起民眾”，更強調了人民或民眾。這裏的“呼”和“喚”，正是一種口號，為的是“發聾振聵”，是“群山四應”（這是一個比喻，就是眾人四應），是人民的覺醒與起來。這“呼”和“喚”是一種領導作用，領導著人們行動，向著某一些目的。這是由上而下的。《孟子》引《尚書》的《湯誓篇》，說夏桀的時候，人民怨恨那暴政，喊出“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孟子說“民欲與之皆亡”，是不錯的。用現在的話，就是“太陽啊，你滅亡罷！我們一塊兒滅亡罷！”這是反抗的口號，是由下而上的。
我們向來沒有“標語”這個名稱，但是有格言，有名言。格言常常用作修養的標準，就是為學與做人的標準，如“一寸光陰一寸金”（抗戰期中“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標語就是套的這個調子）之類。“名言”這個名稱是筆者暫定的，指的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乃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類的話；這些話常常用作批評的標準，就是論人論事的標準。格言偏重個人的修養，名言的作用似乎廣泛些，所以另給加上這個“名言”的名目。格言也罷，名言也罷，作用其實都在指示人們行動，向著某一些目的。現在的標語也正是如此；格言常常寫來貼在牆上，更和標語近些。但是格言和名言似乎都隻是由上而下的。封建時代在下的農民地位是那麼低，知識是那麼淺，他們的話難得見於記載，更不必提入“格”和成“名”了，沒有他們的份兒，也是自然的。
然而先知先覺或誌士仁人是寥寥可數的；就是近代，說清末罷，在做喚醒或喚起人民的工作的也還不算多。一方麵格言名言都經過相當的時間的淘汰，才見出分量，也就不會太多，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拿一個個的人做對象。“群山四應”是一個峰一個峰也就是一個人一個人在那兒應，“喚醒”或“喚起”的，是一個個的人民或民眾的一個個人，總之還沒有明朗的集體的意念。現代標語口號卻以集體為主，集體的貼標語喊口號，拿更大的集體來做對象。不但要喚醒集體的人群或民眾起來行動，並且要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標語口號往往就是這種集體運動的綱領。集體的力量漸漸發展，廣大的下層民眾也漸漸有了地位。標語口號有些是代他們說的，也未嚐沒有他們自己說的。於是乎標語口號多起來了，也就不免濫起來了。
集體的力量的表現，往往不免騷動或動亂，足以打攪多少時間的平靜，而對於個人，這種力量又往往是一種壓迫，足以妨礙自由。知識分子一般是愛平靜愛自由的個人主義者，一時自然不容易接受這種表現，因此對目見耳聞的標語口號就不免厭煩起來。再說格言和名言是理智的結晶，作用在“漸”，標語口號多而且濫，以激動情感為主，作用在“頓”，跟所謂“登高一呼”“大聲疾呼”也許相近些。冷靜慣了的知識分子不免覺得這是起哄，這是叫囂，這是符咒，這是語文的魔術。然而這裏正見出了標語口號的力量。人們要求生存，要求吃飯，怎麼能單怪他們起哄或叫囂呢？“符咒”也罷，“魔術”也罷，隻要有效，隻要能以達到人們的要求，達成人們的目的，也未嚐不好。況且標語口號是有意義可解的，跟符咒和魔術的全憑迷信的究竟不同。古語說“口誅筆伐”，口和筆本來可以用來做戰鬥的武器，標語口號正是戰鬥的武器啊。
但是標語口號既然多而且濫，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讓人們覺得沒分量，不值錢。公式化足以麻痹集體的力量，但是在集體的表現裏，這也是不可免的。這個需要有經驗的領導，有經驗的宣傳家來指示、來幫助。標語口號雖然要激動情感，可是標語口號的提出和製造，不該隻是情感的爆發，該讓理智控製著。標語口號要簡單直截，如“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抗戰到底”乃至現在流行的“我們要吃飯”等。這些還有一層好處，就是貼出也成，喊出也成。真簡截的標語口號，該都可以兩用。但是像“饑餓事大，讀書事小”這標語，雖然不宜於喊出，因為太文了，不夠直截，可是套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句過了時的名言，一麵諷刺了道學家，一麵強調了饑餓的現實性，也足以讓知識分子大家仔細想想。
標語口號用在戰鬥當中，有現實性是必然的；但是由於認識的足夠與否，表達出來的現實性也有多有少。不過標語口號有些時候竟用來裝點門麵，在當事人隨意的寫寫叫叫，隻圖個好看好聽。其實這種不由衷的語句，這種口是心非的呼聲，終於是不會有人去看去聽的；看了聽了也隻是個討厭。古人說“修辭立其誠”，標語口號要發生領導群眾的作用，眾目所視，眾手所指，有一絲一毫的不誠都是遮掩不住的。大家最討厭的其實就是這種已經失掉標語口號性的標語口號，卻往往連累了別種標語口號，也不分皂白的討厭起來，這是不公道的。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現在雖然還未必能夠完全接受標語口號這辦法，但是標語口號有它們存在的理由，我們是該去求了解的。
《知識與生活》，１９４７年。論氣節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隻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麼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裏。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誌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隻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鬥的。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誌”；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係著的。至於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裏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裏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汙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隻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行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但是這種表現裏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