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散文集是他在其他著譯之外零散種出的莊稼，收在了一起。
三
機會和才華是奮鬥者的兩條生命線，人們所謂的功成名就就有賴於兩者的交叉。假使上天賜給一種，或兩條生命線永遠在不同的軌道上平行運行，我們隻能稱之為命運的捉弄。對於兩者不停交叉，碰撞出無數火花的幸運兒，人們總是羨慕(嫉妒？)不已。他對他奉為文學和精神導師的蕭乾先生是這樣，其實我對他也是這樣。
他的這個機遇，據我所知，要追述到蕭乾那個蒙古族的父親。那是怎樣一個窮苦的守門人，不得而知。因為蕭乾是遺腹子，沒見過父親。可以肯定的是，蕭乾那調皮好動的性情是從父親血脈裏帶來的。
許多年輕人希望得到蕭乾老人的指點。在他之前已有許多，之後也沒斷過。但晚年蕭乾卻最看重他這個學生。他對此的分析很有道理，因為爺倆都有過一個令人難忘的調皮搗蛋的童年，而且長到成人後，隻要有機會，就會顯露他們惡作劇的頑皮。再加上兩人都出身下層普通百姓人家，在艱苦生活的民間智慧的養育下生存下來。
別小看這樣的契合，它使一個身邊沒有兒女的老人找到了一個忠實的，從來不說“不”字的書童；使一個在黑暗中尋找人生出路的年輕人，得到了一個寬厚而嚴厲，把盡可能多的機會留給晚輩的精神父親。
精神的契合所激發的不僅是一種血脈傳承的簡單關係。他從蕭乾那裏獲得的不單是關於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生或一個文學高度繁榮時期的無盡的創作題材，而是體會了人生的困頓和我們這個民族中優秀人物“西西弗”式的悲劇。在現實的人生中，他尊敬蕭乾，願意為他解決一切哪怕是瑣碎的生活難題；但在精神上，他從不是仰視一尊雕像一樣簡單地崇拜他。
他深受蕭乾身上自由主義思想的熏染，但也冷靜地洞悉他身上中國文人式的典型弱點。正是這種客觀的態度，使他筆下的蕭乾達到了一個複雜的、豐富的人的高度，而不是像我們這個時代大部分傳記一樣索然寡味。也正是這種毫無粉飾的態度，使他所敘述的蕭乾與沈從文、郭沫若諸文人的文章遭到非議。正像人們所說，我站在他的立場上堅決支持他這樣如實寫作，並對指責者不厭其煩地較真，就是因為我是他的親人。但這不是偏袒，而是因為有更多的機會和他一起為了解事實真相付出努力，是因為我和他一樣深信學問應當踏踏實實地做，任何有價值的研究都必須基於準確充足的事實依據，而不是喧囂的道德爭議，或者在別人灌輸的概念中任意增添想象。
所以，我對他所寫關於蕭乾的文章的價值深信不疑，它們的公正不僅使蕭乾作為血肉豐滿的人，而不是幹枯的標本，保存在文獻中，而且將為這種曆來受到排擠的科學學術作風增添光彩。
這本集子中的“解讀蕭乾”一輯正是他此類文章中的精華之作，完全值得有心人一讀。
四
因為有了《陝北紀行》，他驕傲地說自己在“行走文學”沸沸揚揚之前便身體力行了。這是可悲可歎的。我想，早在蕭乾年輕時，有壯誌的人們便深入民間，用悲天憫人的心捕捉中國底層真實的聲音，今天的人們又像炫耀一個新發明一樣高叫“行走文學”。到底怎麼回事？其間大規模將知識分子遷徙到農村和荒蕪之地去，到今天我們有的還僅僅是一些細膩描寫在死亡邊緣掙紮的紀實類小說，而沒有像俄羅斯作家那樣將苦難上升到靈魂高度。
雖然這不是情書，但《陝北紀行》中一個青年知識分子撫摸民族殘損的手掌時的無言淚水和麵對壯麗山河的激越之情，是必然引發一個女性愛戀的。但我知道，這類文章也像王小波所說的“花喇子模”問題一樣不受歡迎。不知是它太難發表了，還是客觀的經濟等方麵的原因，使他的這類文字僅此一篇。我和他一樣引以為憾。 其他的紀行文字已是遊記了。值得一說的是，他好逛廟，幾篇寫名寺的文章都是應台灣《普門》雜誌之約而作。在我這個對中國文化興趣不大的人眼中，他在這方麵的學識的確不可小看。聽他滔滔不絕、準確而生動地隨著移步換景講解人文景觀的來曆掌故，才明白他和我談戀愛時的約會地點都是精心選擇的，以便他能靠口才的炫耀來博得少女的芳心。他還要把他的佛教知識用到學問上，打算寫一部《中國現代作家與佛教》的專著。
五
短小的雜文、書評是媒體的寵兒，也是決定一個賣文為生者日子過得如何的因素。不是學術成就有多堅實，不是教授的深度是否受學生歡迎，不是真實水平達到怎麼的高度，隻要是一隻小孔雀，尾巴上綴著幾支漂亮羽毛，編輯一約稿，記者一采訪，就誇誇其談地抖摟開來，遮住屁股，聲望便能扶搖直上。然後良性循環，約稿越多，名字出現頻率越高，稿費標準越高，開屏的機會也越多。
但會飛的鳥和隻會抖摟羽毛的寵物畢竟不是一回事，言之有物和文字遊戲各有讀者，所謂蘿卜白菜各有所愛。我也不想饒舌地向自己不以為然的東西宣戰。時間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就事論事地說，他阿諛、賣弄的時候少些。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我的老師郭小聰有句經典的話：所有的妥協都要付出代價。這代價其實與別人沒關係，隻是到了最後的時刻，才知自己到底收獲了什麼。相信他濕鞋的機會比我多。但願這種祖母似的嘮叨是多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