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與沈從文：從師生到陌路
解放後不正常的意識形態把像沈、蕭這樣的作家文人給扭曲了。
蕭乾的第一個文學師傅是沈從文，他們結識於1931年。當時，蕭乾正在輔仁大學同安瀾合編《中國簡報》，經國文課老師楊振聲介紹，去采訪沈從文。已是著名小說家的沈從文對這位文學青年十分熱情，頭一次見麵便請他到東安市場下館子吃飯。沈從文從夥計手裏要過菜單，用毛筆在上麵寫起菜名。蕭乾很崇拜這位作家，見他寫的一手秀逸的書法，急忙喚住轉身欲走的夥計，說：“這個菜單您給我吧，我再給您抄一遍。”沈從文衝他一擺手，說：“要菜單幹嗎？以後我會給你寫信，寫很長的信。”沈從文對人熱誠，他自己即為徐誌摩所助，故樂於助人。打這以後，還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沈從文，給蕭乾寫過許多信，而且總是以“乾弟”相稱，透出親情的關愛。他們的友誼由此開始。
1932年夏，蕭乾因實在無法忍受那位心地善良但脾氣暴躁、喜怒無常的雷德曼，離開輔仁，南下福州，跑到倉前山英華中學教國語。雷德曼是位愛爾蘭裔美國神父，蕭乾讀輔仁英文係時，他是英文係主任，培養起蕭乾對愛爾蘭詩歌、小說以及戲劇的愛好。蕭乾覺得雷德曼好像是愛爾蘭的蘇曼殊，他不光酒喝得衝，而且完全浸淫在19世紀愛爾蘭浪漫主義文學裏。蕭乾時常聽他吟誦葉芝的詩，或朗讀約翰沁、奧凱西以及葛瑞果蕊夫人的劇本。
雷德曼還鼓勵蕭乾為北平《晨報》寫些關於愛爾蘭小劇院運動的文章，如《葛瑞果蕊夫人逝世感言》和《奧尼爾與〈白朗大神〉》等。雷德曼看到蕭乾在《中國簡報》發表的東西，就一再慫恿他為輔仁的天主教刊物《輔仁雜誌》翻譯點中國作品。蕭乾先後將自己喜歡讀的三個劇本譯成英文，有郭沫若的《王昭君》、田漢的《湖上的悲劇》和熊佛西的《藝術家》，發表在這份向全世界天主教文化界發行的英文月刊上。蕭乾最早的翻譯實踐，還真該感謝這位雷德曼。
1933年夏秋，蕭乾由福州回到北平，即轉入燕京大學新聞係。沒過多久，他就收到沈從文一封信：
秉乾弟：
見某日報上，載有燕大編級生一個你的名字，猜想你到了北平。我已從青島跑來北平，目前住西城西斜街五十五號甲楊先生家裏，想出城來找你，可一時不能出城。你看有事進了城，愛依然騎你那自行車到處跑，高興跑到我住處來玩玩，我大多數總在家中。晚上不便回校可住在我處。
很念你。
從文
8月9日
收到沈從文的信，蕭乾滿懷喜悅，騎上自行車，直奔西斜街的楊振聲家，見到闊別已有一年的師長。很快，沈從文與妻子張兆和在府右街達子營安了家，蕭乾便成了這裏的常客。當時，他正和女友高君純熱戀，也夢想著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溫馨甜蜜的家。
蕭乾這時已經把寫小說當做人生的終極目標。他自己並不滿意已在《燕大月刊》上發表過的小說習作《梨皮》和《人散後》，渴望得到一位師傅的引導。沈從文很喜歡這個勤奮、生氣勃勃、勇敢結實的青年，把他看成同自己一樣的“鄉下人”，並“希望他永遠是鄉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於自見。應當養成擔負失敗的忍耐，在忍耐中產生他更完全的作品”。
沈從文對這位徒弟要求很嚴，讓他寫好一篇小說後反複潤色，告訴他“文字同顏料一樣，本身是死的，會用它就會活。作畫需要顏色且需要會調弄顏色。一個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達不出這種好思想”。
沈從文對語言的這種認識，深深影響了蕭乾。他明白字是個死板的東西。在字典裏，它們都僵臥著。隻要成群地走了出來，它們就活躍了。活躍的字，正如活躍的人，在價值上便有了懸殊的差異。他跟師傅學著把文字當成繪畫者的顏料，“在把筆尖點在紙上那刻，他心智的慧眼前已鋪出一幅連環圖畫，帶著聲音和氛圍，隨著想象的輪無止息地旋轉。繪畫者的本領在調勻適當的顏色，把這圖畫以經濟而有力的方法翻移到紙上去”。確實，蕭乾在學習運用精致鮮活的語言文字，同時也力求恰當地掌握文字經濟學，因為師傅告訴他，你應當明白“經濟”兩個字在作品上的意義，不能過度揮霍文字，不宜過度鋪排故事。他努力隻在給讀者一個“印象”。
蕭乾每次來達子營沈家，都覺時間過得太快。師傅的每一句話都深深紮進他的腦海：“據我經驗說來，寫小說同別的工作一樣，得好好地去‘學’。又似乎完全不同別的工作，就因為學的方式可以不同。從舊的各種文字，新的各種文字，理解文學的性質，明白它的輕重，習慣於運用它們，這工作很簡單，落實，並無神秘，不需天才，好像得看一大堆‘作品’，作無數次試驗，從種種失敗上找經驗，慢慢的完成他那個工作。”
有一次，蕭乾問師傅一個文學青年最愛問的問題：你為什麼要寫作？師傅告訴他一個“鄉下人”的意見：“因為我活到這世界裏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這點情緒同宗教情緒完全一樣。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不斷地寫作，沒有厭倦，隻因為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裏，表現我對於這個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夠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寫作就是頌揚一切與我同在的人類美麗與智慧。若每個作品還皆許可作者安置一點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擁抱世界，占有這一世紀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許使我平凡與墮落，我的感情還可以向高處跑去，生活或許使我孤單獨立，我的作品將同許多人發生愛情和友誼。”
蕭乾聽得醉了，騎車回燕園的路上，他腦子裏始終在回味著師傅詩一般的寫作哲學。他相信師傅說的，在文學道路上，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頭苦幹。有這樣的師傅引路，沒有理由不努力，一定要多看別人的作品，撿那些最好的看，多經曆人生，要緊的是要寫下去！更要緊的是要讀下去，看下去，想下去！想到這，他心裏充滿了欣悅，也增添了自信，看看天上的星星似乎都在對他笑。
達子營沈家成了蕭乾文學的精神家園，他恨不能天天就長在沈家，聆聽師傅的教誨。師傅鼓勵他多寫，卻不願他濫寫。不要當多產作家，要寫得精。沈從文每次送他出門走時，總不忘半嘲弄地叮囑：“我希望你每月隻寫三兩個短篇，然後挑出最滿意的來看我。每月寫不出什麼可不許騎車進城啊。”
寫作要認真，要勤奮，這是個妥實的出路。蕭乾在這點上，非常欽佩沈從文，他感覺老師有一種創作家獨有的驕傲，在意境、人物，一切上麵，都鄙視已有的，要創造新的。他的感覺極為敏銳，看得出任何一個重複的字眼，聽得見任何一個紮耳的聲音。他像個忠實的農夫，不容田裏有一棵雜草。他不是在雕琢，他要用文字表達內在的一切。他在說出的每一句妙語，創作出的每一個有血肉的人物身上，都滴了無數的汗珠。天不亮，他就起來寫作了。一篇短文，他不惜抄改四五次，而每次都覺得還可以改得更好些。他要掂一掂每個字的分量，一點也不肯馬虎，因為他想用飄渺的文字勾描一幅明確的圖畫。字典裏擺著的現成詞彙，他全看不上。
初秋的未名湖碧綠清翠，天上的白雲倒映在湖水裏，仿佛在幻化的虛冥裏漂浮，原來它在戲弄那修長俊逸的未名塔的倒影。蕭乾坐在湖心的土坡上，望著湖水出神。他正在構思一個短篇，想表露自己的一點生命哲學。透過什麼來替他說話呢？一個小生靈的影子忽地在他眼前清晰地蠕動起來。那是一隻蠶！他記起有一年春天，他向人討來蠶種，恰似粘在白紙上的一粒粒黑芝麻，經太陽一曬，那些黑芝麻就會慢慢變成幼蟲，奇妙地蠕動起來，嫩白的身子一聳一聳的，十分好玩，可愛。單是這一奇跡，就深深引起他對生命奧秘的興趣。
蕭乾喜歡蹲下來仔細觀察蠶在桑葉邊上不停地啃。蠶要活命，就得吃桑葉。沒有桑葉，他也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們挨餓，束手無策。他的腦際由此閃過這樣一個念頭：倘若世間真有個上帝，那他同人類的關係，大概就像我之於蠶。他還由蠶的大與小，肥與瘦，生氣勃勃與死氣沉沉之分，聯想到人間的貧富不均和弱肉強食。他在崇實中學時，星期天做禮拜，洋牧師在台上講完上帝的博愛，就可以回屋去聞廚房裏飄出來的奶製品和烤肉的香味，而等著他的卻總是窩頭鹹菜。當時他幼小的心靈便產生疑問，倘若真有個萬能的上帝，他為什麼允許這樣的不平等存在？對，借蠶來寫宗教的虛幻，該是一個多麼妙的構思呀！那該怎樣謀篇布局呢？他就把和君純的戀愛搬到小說中的閩江之畔，倉前山大橋上的花市，有他鍾愛的土名叫“十八學士”的玉簪花，君純又剛好是福州人，還沒回過家鄉，正好可以讓她在小說裏回家。還要把蠶在他和君純合影的照片上吐絲的細節寫進去，作個愛的紀念。
蕭乾被成熟的構思刺激得興奮不已，一溜小跑回到宿舍，鋪開稿紙，任詩一樣的文字音符從筆底彈奏出來：
於是，把帶回來的一束葉子精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咬去生硬的葉梗，咬去糜爛枯黃的葉邊。又選幾片蔥綠的嫩葉剪成散錦的星顆和一麵缺的月。等小匣子給清新的綠氛溢滿了，才小心翼翼的把浮在幾片大葉上的蠶兒們捧出，像慈母臥嬰兒似的一條條輕輕的放進錦盒裏。有的一放，高興得打了個滾兒，就駝起背來，一聳一聳地找尋所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還戀戀不舍的，抬抬頭，尋覓這溫存的主人，似乎想明白一件事，想知道自己是什麼樣一份命運，到了這種地方。
蕭乾的草稿很亂，他可不能讓師傅費神去辨認塗鴉似的字跡。他將這篇叫《蠶》的小說，認真謄抄在印有燕京大學字跡的紅格稿紙上，寄給了沈從文。這一天是1933年9月29日。
一個月以後，11月1日，蕭乾在燕大文科樓的閱報欄前不經意地瀏覽《大公報》。當他看到副刊版上發表了小說《蠶》，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做夢，作者就是蕭乾。他太興奮了，整個心仿佛一下泡到了蜜罐裏。那份激動的緊張使他的大腦瞬間成了空白的，什麼思想都沒有了。這畢竟是自己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處女作。他靜下心神，又仔細讀了一遍《蠶》。五千來字的小說，密密麻麻擠在四千來字的版麵裏，成了黑乎乎的一片。一定是版麵太緊張了。但那裏麵的每一個字都是自己心血的結晶，讀著讀著，他覺得這五千多個字都躍出版麵，活了起來，跳舞的姿勢是那麼輕盈、可愛。
蕭乾的心也在跳舞。他從心底感激師傅的鼓勵和提攜。細心的他發現師傅在許多處做了修改，這使他受益匪淺。他後來寫道：
看到印出來的文章時，你就不曾理會刪改的痕跡嗎？我是曾這樣麻煩過另一個朋友的。我曾臉紅。我覺得是犯了罪，那樣過分地麻煩一位滿心幫我而又負著很重責任的人。我日夜咬住牙，想拚著寫一篇用不著他動筆改的文章。自然，到如今我還隻是在努力著。但從那以後，我把別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對贅字養成難忍的反感。學著他那簡練的榜樣，我少用“虛”字，少說無力的廢話。自然我還不行，我必仍得努力下去的。
編輯總抱怨蕭乾的字太多，而他一味嫌《文藝副刊》的篇幅少，連愛倫坡那樣“標準短篇”也登不完。沈從文對他充滿友愛地正色責備他：“為什麼不能！那是懶人說的話。”
沒過幾天，蕭乾收到沈從文的信，說“有一位既聰明又高貴的小姐”要見他，因為那小姐說《蠶》是沈從文主編《大公報副刊》兩個多月來她讀到的最好的小說。
星期六下午，蕭乾穿著一件新洗的藍大褂，如約先到了達子營沈家，才知道那位小姐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才女林徽因。這可有點出乎他的意料，誰不知道她那“太太的客廳”名滿京城，能到那裏聚會的幾乎全是學界文壇的翹楚。
自打沈從文把有點怯生生的蕭乾引進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他就幾乎成了人們慣稱的“京派作家”中年輕的一員。他在創作上更加用心，一有空閑，便跑到詩情濃鬱的未名湖畔，麵對如水墨畫般的湖光塔影出神構思。然後把寫好的小說謄清，挑出最滿意的，即使天已擦黑，也必蹬上那輛破自行車，沿著海甸滿是荒塚的小道，趕到達子營，讓師傅過目。就這樣，蕭乾最早的幾篇小說《小蔣》、《郵票》、《花子與老黃》、《鄧山東》和《印子車的命運》，全經沈從文之手，發在《大公報文藝》上。《大公報文藝》是他文學創作的搖籃。他靠從這裏獲得的稿費，完成了最後兩年的大學教育。
1935年7月，蕭乾剛一畢業，就由楊振聲和沈從文介紹，進入《大公報》工作。他剛在天津接替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的時候，每月至少來京一次。而每次必由楊、沈二位負責，把朋友們招到一起，或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或“太太的客廳”，常常是邊吃邊喝，邊天南地北地聊天。常來的有楊振聲、沈從文、金嶽霖、林徽因、馮至、朱光潛、卞之琳、李廣田，後來巴金、靳以由滬北上，也加入進來。
沈從文對蕭乾的副刊編輯工作總是力所能及地給予關心和幫助，他還為蕭乾的第一個小說集《籬下集》寫了《題記》，稱“他的每篇文章，第一個讀者幾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見”。可以看出來，師傅對徒弟的努力成果是滿意的。另外，沈從文將蕭乾的《籬下集》和散文集《小樹葉》推薦給商務印書館編入“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出版。同時，師徒倆還聯名出版了文藝書信集《廢郵存底》。書中收有14篇沈從文的“廢郵存底”和蕭乾的22則“答辭”，闡釋了他們倆的藝術觀點。由於是以書信體形式寫成，文字真切平實，論理深入淺出，而且可以看出師徒倆一脈相承的藝術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
“八一三”以後，《大公報》縮版，蕭乾被遣散，流亡到武漢，又是楊振聲和沈從文兩位恩師為他找到棲身之處，還讓他參加他們從1933年開始一直在做著的中小學教科書的編纂工作。在以後的幾個月裏，楊、沈每月都送給蕭乾50元錢貼補家用。那時，他和“小樹葉”正困居昆明。他當然知道那錢是兩位恩師硬從自己的薪水中節約出來的，心裏對這份雪中送炭的摯情友誼充滿了感激。這是人間最美好的一份感情。
蕭乾不能忘懷的是，1946年他剛從英倫回國不久，因不滿現狀，以“塔塔木林”為筆名，假托洋人之口，寫了一組反諷現實的雜文《紅毛長談》。沈從文繼以“巴魯爵士”為筆名，寫了一篇摹仿“紅毛”筆法的俏皮文章，題為《懷塔塔木林》，以響應《紅毛長談》，並流露出批判現實、追求民主的自由主義思想。他對自己帶出的這位徒弟頗為得意，稱“塔塔對中國本位文化，既理解透徹，文章寫來，自然亦莊亦趣，不古不今，駁雜如諸子，精悍有稷下辯士之風，引喻設義，奇突幻異，又兼有墨學家宋榮子，法國學人服爾太翁風味”。1948年，《紅毛長談》由儲安平主持的上海觀察社出版單行本時，作為附錄，蕭乾收入了這篇妙文。也算對師徒倆友誼的一個紀念。但不幸的是，這竟成了他倆最後一次真誠的聯袂合作。
解放以後，蕭乾在對外宣傳的崗位，安心當起“人民的吹鼓手”。他雖然並不被共產黨完全信任，卻也算得上是可團結的民主人士，可改造的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和心理狀態雖無法與到過延安的進步作家比，倒還說得過去。沈從文則是硬被逐出文學陣營，搞起了古代服飾研究。他一定不想放棄鍾愛的文學，但他“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術謀”，曾一度精神失常，“隻覺得家庭破滅，生存了無意義”。他曾用小刀割破血管自殺，想以此擺脫他的文學與政治的碰壁。許多朋友知道沈從文自殺未遂後，都跑來他家安慰他。蕭乾更是以弟子學生之誼，多次到沈家探望、敘舊，使沈從文深受感動，繃緊的神經慢慢鬆弛下來。
沈從文心裏很清楚自己當時所處的位置，若想平安度日，隻有放下筆遠離文學。古代文物裏沒有是與非和階級鬥爭，他在曆史博物館一幹就是整十年的講解員，比起那些卷入政治漩渦裏曾幾何時的朋友，倒多了幾分幸運。
沈從文也是矛盾的，他雖然做著講解員，似乎遠離塵囂，可也一直巴望有機會出頭露麵，他希望能得到表明自己政治進步的機會，哪怕違心地說話做事都在所不惜。蕭乾和他的夫人文潔若都清楚記得1957年反右時，中國文聯一共開過四次批鬥他的大會，有一次沈從文發言揭露他早在30年代就同美帝國主義勾結上了。他不敢相信這話出自恩師之口，他想自己30年代與安瀾合編《中國簡報》的情況沈從文是了解的，怎麼可以這樣惡語中傷。蕭乾真想就此割斷兩人的友誼，朋友之間這樣做太傷人心了。但事後他想，沈從文對自己的恩情太重太重，何況當時他那樣做一定是出於麵對階級鬥爭人人都有的自保意識，不能怪他。
60年代初，蕭乾下放勞動剛一回京，就去沈從文家拜訪，並在有了住房以後還曾請沈從文夫婦吃過飯，表明自己又安了窩。友情在持續。70年代初，沈從文在湖北鹹寧幹校勞動期間，還給蕭乾寫過兩封長信，雖然稱謂上由“乾弟”改為了“蕭乾同誌”，但還是能推心置腹，敘談自己的近況和心境。沈從文在1970年9月22日致蕭乾信中，談到他正在摸索新詩道路：“這次疏散下來，因血壓常在二百，心髒有膨大，已不能勞動，多半躺在床上。雖無書可讀，且不明本地語言，向鄉人學習也難具體。因此又寫了些詩，用五言舊體表現點新認識，不問成敗得失，先用個試驗態度去實踐，看能不能把文白新舊差距縮短，產生點什麼有新意的東西。或許還可以搞出些樣品。”然後他提到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萬千民眾不斷努力，人間奇跡得以一一出現，自己便在興奮之中“寫了首《紅衛星上天》長詩，如有機會在另一時公開。可惜照目前情形說來，我大致不會看到這首詩發表了。這也沒什麼關係，因為時代多偉大，個人實在小得可笑”。
沈從文在1970年10月17日致蕭乾的另一封信中，表明了這樣的態度：“解放以來，凡事多得黨和人民厚待，一家人過了二十年特別好日子，卻做不了多少對人民有益工作真是有愧餘生……近二十年在社會劇烈變動中，能免大錯，已屬萬幸，哪裏還能妄存非分之想，說什麼‘雄心壯誌’……一切工作都永遠隻抱著個學習試驗態度，不存什麼個人名利野心，因此直到如今，還能好好活下。”他在信的最後希望蕭乾“學習進步，工作積極，態度端正，少出差錯”。
這時的沈從文早已不是“對人生具有深厚同情與悲憫，對個人生命與工作又看得異常莊嚴，來用宏願與堅信完成這種艱難工作，活一世，寫一世，到應當死去時，倒下完事”的那個沈從文。他已被扭曲成政治的馴服工具，政治意識在他頭腦裏占了第一位。他活得謹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沒有了朝氣和勇敢，也沒住在東堂子胡同的一間房裏，而夫人和孩子則住在羊宜賓胡同，中間隔得很遠，生活極不方便，就想通過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位青年朋友，找到曆史博物館的領導，爭取給沈從文一家解決住房上的困難。後來因個中原因事情沒辦成。蕭乾很覺過意不去，就把事情經過告訴了沈夫人張兆和。不想沈從文得知此事後，極為不高興，當即給他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指責他多管閑事。有一天在路上，兩人偶然相遇，蕭乾還想解釋，不想沈從文劈頭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請入黨？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負得了責嗎？蕭乾啞然，呆立良久，驚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