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蕭乾文集》給我一個重新認識先生的機會。當我坐在國家圖書館寬敞的微縮閱覽室查閱舊《大公報》時，才發現他年輕時並不像他說的那般疏懶。他的筆很勤很快，從他在戰時英倫發回《大公報》的特寫來看，他的確是寫得又多又好，而且所有這些幾乎都是他經第一手采訪寫成的。難怪有史家把他二戰期間的特寫譽為“歐洲發展史重要的見證”。當我把從微縮膠片上還原的舊作拿給他看時，有的他都忘記了。有許多文章，我也是在編選時第一次讀到，又驚喜又慚愧。驚喜是為我泡在故紙堆裏的新發現，慚愧是為我對先生並沒有想象的那般了解。我感覺先生除了是一個真誠的作家，還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思想者，對後者我原竟沒有足夠的清醒認識。
我還難以忘懷有兩個夏天，每周兩次一大早騎車到他家，先陪他去玉淵潭畔散步，然後再去文學館上班。那是一老一小兩顆心靈溝通交融的兩個夏天，那是朝晨清新空氣裏彌漫著一位曆盡滄桑、風雨平生的老人心靈思想的兩個夏天；那是我生命成長裏充滿了靈性的兩個夏天。先生跟我講了許多關於他和他同時代作家文人的故事，那裏麵的辛酸悲苦、榮辱歡欣，我自會用想象去感受。
和先生一起散步聊天，我也生出不少遐思。我想手頭閑下來時，把那些思緒想法寫成遐思一類的東西，前邊或許加上個“玉淵潭”什麼的。哪知人老心健筆快的先生，早把他的遐思抒寫成了《玉淵潭漫筆--蕭乾隨想錄》。先生說巴金講真話的《隨想錄》比《激流三部曲》的時代意義更偉大。套用先生的話，我想說他的這本同樣講真話的《隨想錄》，其時代意義也超過了他早期的文學創作。
先生在我眼裏永遠是一個真誠、善良、悲天憫人的可愛老頭兒，他有時像個深刻的智者，有時又像個任性率真的孩子。他也是個充滿矛盾的人，有時堅強，有時脆弱；有時仗義執言，秉筆暢懷，敢講真話，有時又謹小慎微，思前想後，顧慮重重。從他身上，我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道德良知的一麵，同時也感受到內質軟弱缺憾的一麵。他也曾不遺餘力地修改自己的作品，以期適應當時的環境，但最後，他終於有勇氣在文集中還原作品的舊貌，讓曆史這位最公正的評判家去評判。
先生，您沒有走。在我的眼前，您仍在您零亂的書房裏奮筆疾書，談笑風生。您坐在那把破舊的木圓轉椅上，歪著頭，晃著腦袋頂上幾根稀疏的銀發，在對著我笑，笑得那麼天真，那麼頑皮，那麼誠實，那麼智慧。我要伴著您的笑度過我的一生。能結識先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
(原載北京《晨報》1999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