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徒手在書的後記裏斷言，他的“這本書文字裏構築的一切成了絕對曆史，一去而不複返”。我的疑惑也正在這裏。無論陳徒手書中采訪到的上百位受訪者，還是鄭實采訪的浩然，他們所敘說的就是“絕對曆史”嗎？他們有沒有出現事過境遷的記憶模糊？有沒有淒風苦雨之後的自我升華？甚至有沒有狡黠的睚眥必報？給曆史打上人性弱點的烙印。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遷的《史記》也不過是一部蝕刻著人性弱點的曆史。
其實，聰明睿智的王蒙先生已在《人有病，天知否》的序裏，以他慣常的通靈文字點出了這個症結：“陳先生是以一種極大的善意敬意寫這些離我們不遠的作家們的，善人寫，寫得對象也善了起來可敬了起來。話又說回來，不往善裏寫你往惡裏寫一下試試，光吃官司的危險也足以令作者嚇退的。不全麵是肯定的，不粉飾也不歪曲卻是有把握的”。曆史的“真空”有時就是在“善意”和“敬意”之中保留了下來。而且，曆史甚至有時模糊到經不起追問，曆史在哲學意義上的深邃也脆弱得一捅就破。這是人性的無奈，還是曆史的無奈。
但曆史都是由一個個不間斷甚至錯綜複雜的生活細節構築的，而誰又都有權利來陳述自認是史實的細節。那麼到底誰的生活記憶最接近曆史的真實？誰的述說最具史實的可靠性？換言之，陳述者有說出“真實”的權利，也有製造“真空”的可能。那麼，陳徒手和鄭實們在忠實記錄下“真實”之後，要下的就該是甄別和研究曆史的功夫。這也是一切研究曆史的學者所必須具備的本領。
最近還讀了一本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高足孔飛力所著《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1月版）。孔飛力以宏大的學術視野對清乾隆年間的“盛世妖術”，做了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經濟史、區域分析、心理分析等諸多層麵的綜合曆史研究，使之成為近年來美國漢學研究界出現的一部“大書”。《紐約人》雜誌對本書的評價是：“孔飛力的細節性描述是那樣地引人入勝而又令人顫栗，生動地展現了各省的恐慌怎樣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除妖運動”。它對專製統治的原動力做了細致、強有力而又十分準確、得體的探討。
由記錄曆史而研究曆史，無疑需要孔飛力那樣正規而嚴格的學術訓練。這訓練不僅要求掌握精當的曆史學分析方法，還必須具備縝密的邏輯思維和深邃的哲學思辨能力。無論研究曆史文化，還是文化曆史，這都是不可或缺的。而陳徒手和鄭實都隻是民間的“草台班子”，所缺乏的也正是這種能力。這就需要有像孔飛力那樣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科班出身”的正規的史學家，在充分利用他們開采出的寶貴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寫出中國的《叫魂》式的“史著”。其實這正是陳徒手和鄭實們的價值所在。從這個角度，說這些原始資料等同於孔飛力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查找的清代文獻並不為過。他就是根據這些文獻資料，寫出了《叫魂》。
陳徒手說他原定的目標是寫一本《中國文壇運動史》，鄭實也在以她小小的年紀做著研究“‘文革’史”的資料準備。“民間”的他們是否也該有自信地寫一寫“叫魂”。
(原載《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11月10日)